其次，对基本国情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的分析不当。应该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基本国情是心中有数的。譬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把中国经济文化的特点概括为“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5］P43－44。这种判断是基本正确的。但是，在对基本国情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的分析上却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例如，虽然认识到了落后的国情特点，但却片面地夸大这一特点的有利因素，认为：“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6］P177－178这种分析和估计，把“一穷二白”这一不利因素当成了有利因素，没有认识到生产力从落后到先进的转变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由于对有利因素估计过高，对不利因素估计不足，从而导致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认识不够。这种认识同样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选择，忽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决定作用的宣传，而突出宣传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甚至得出“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5］P44的结论。这是发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其他种种急躁冒进错误的重要的认识根源。

　　再次，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运用不当。优秀传统文化和党的历史经验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因素，但运用不当则容易走向经验主义。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偏离，包含着对于传统文化和历史经验运用不当的因素。譬如，大跃进期间，毛泽东对理想社会分配制度的设想，便是借助于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和中国古代以来关于“大同世界”的各种设想。在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的问题。他认为供给制比较平等，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为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了呢？［7］P833同年12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为印发《张鲁传》而写的批语中认为，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与东汉末年张鲁的五斗米道有着诸多联系与相似。《张鲁传》中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现有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6］P627－628。对历史经验和传统文化运用不当，把历史经验绝对化，也会造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偏离。

　　二、对世情把握不准，致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生偏离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同时代特征、时代主题以及日新月异的实践发展相结合，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任何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8］P284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前提是准确把握时代主题，科学认识时代特征，主动顺应时代潮流。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密切关注时代风云变幻，并对时代变化及时作出反应。上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的召开，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中共中央敏锐地注意到这一变化。1955年12月5日，刘少奇向在京中央委员和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9］P5521962年1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又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同时，使之“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10］P302。但是，我们党没能把这一思想贯彻始终，没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实际的有机结合。造成“结合”失败的根源，主要在于对时代特征的判断错误。上世纪60年代，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形势下，我们党仍然坚持战争与革命的判断，致使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生偏离。造成这种判断失误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照搬列宁关于时代的论断。我们党借以判断时代特征的理论依据，就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首先提出，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加以概括的一个著名论断：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也即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列宁这一判断，在列宁那个时代是正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段时期也还是正确的。在这一时期内，一大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通过进行革命斗争，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帝国主义体系土崩瓦解。然而，上世纪60、70年代以后，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调整政策，缓和了内外关系，世界革命的形势日趋减弱，而我们党的领导人不能及时适应这一变化，仍然坚持列宁的论断。1970年，毛泽东在著名的《五·二O声明》中断言：“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