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

　　1942年，三十八岁的丁玲与二十五岁的陈明在人们的嘲讽声中结婚了。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请客吃饭，两人手牵着手在延安的街头快乐地散步，心中洋溢着无限的幸福。但没想到，1955年，丁玲作为“反党集团”的主谋遭到批判，随即被流放到北大荒长达八年；以后又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五年出狱后，再被送往山西乡村劳改，直到1979年平反。在漫长的二十五年中，陈明一直陪伴着她，他们的爱情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

　　晚年她回忆说：与胡也频相爱，她投入了真情；与冯雪峰相爱，留下无限的遗憾；与冯达相爱好像一场噩梦；与陈明相爱是最成熟最深沉的情感。1986年3月4日，八十二岁的丁玲在北京告别人世。临终时，她向第四个爱人陈明倾诉了最后的爱意：“你再亲亲我，我是爱你的。我只担心你，你太苦了！”

　　政治火焰中的内在矛盾

　　丁玲的坎坷经历使得她具有特殊的政治经验，尤其是文坛斗争的经验。

　　她当过权，主持过相当的工作，制造过冤假错案。延安时期她粗暴地批判过作家萧乾。1942年6月11日，在中央研究院召开的批判王实味大会上，她痛斥和咒骂王实味“为人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是破坏革命的流氓”。她认定王实味“是政治上的敌人，同时也是文艺界的敌人”。在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作大会总结时，她提出开除王实味会籍。

　　1951年，她又与冯雪峰、陈涌对著名作家萧也牧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一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进行粗暴的批判，逼使萧也牧作检查并被调离团中央。正因为有了这一次的批判，1957年萧也牧理所当然被打成“右派”。1970年，萧也牧在河南省信阳地区潢川县黄湖五七干校被管教人员用乱棍打死，平反后连尸骨也找不到。而丁玲对于自己伤害过萧也牧一事却完全没有认识，她居然在一次会议上说：“（对萧也牧的批判）出发点是好的，也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历史的悲剧造就了晚年丁玲的性格，即“政治生命高于一切”。所有可能伤及她政治生命的，她都会远离、痛恨。为此，她可以当众不承认过去对冯雪峰的痴爱；为此，她一直不肯原谅周扬，因为周扬说她历史上有问题；为此，她不愿再提《记丁玲》，并因此跟沈从文失和。

　　80年代，丁玲在《也频与革命》一文中批判沈从文，使得沈从文在诧异之余不免愤然。

　　比很多人幸运的是，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丁玲终于等来了冤案平反。她的第一反应是：“我可以死了。我轻松了。我死了之后，不再会有什么东西留在那里，压在我的身上，压在我的儿女身上，压在我的亲人身上，压在我的熟人我的朋友身上。”

　　在历史的悲剧面前，人们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