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本来就不是什么法治时代，地方政府、戒严军队、安源路矿不可能相信罢工权是什么基本人权，他们惟一的目标就是工人复工。当然，李立三他们也不会用“罢工权是劳动权的延伸”，从法理上跟资本家讨说法。

　　9月18日上午，原本对立的安源路矿和全体工人分别派出代表，在地方商绅代表的调停下，签署了答应工人各项主张的协议。随后，万余名工人绕矿区游行一圈，庆祝罢工胜利。

　　次日，万余名工人全面复工，浩浩荡荡的安源路矿大罢工落下帷幕。

　　反观细节，工运领袖们处理得相当完美。比如，罢工之前，工运领袖一边与地方商绅联络，为他们事后的调停埋下伏笔，一边与黑帮势力协调，请他们关闭妓院、赌场、鸦片馆，防止抢劫等授人以柄的事情发生。

　　最值得一提的是，万余人的罢工中没有发生流血事件，没伤一人。此次罢工之前的香港海员罢工，引致了死伤数百人的沙田惨案，此次罢工之后的京汉铁路大罢工也遭到了血腥镇压。所以，刘少奇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中自我评价说，安源路矿大罢工的全面胜利，“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而仅有的事。”对比1922年发生的上百次罢工，这话，还真的不是吹牛。

　　1923：政变的游戏规则

　　每个时代的政治都有每个时代的游戏规则，不按规矩出牌的人，或许可以逞一时之快，却要承受一生的骂名，死后连后代都要为之蒙羞，任人笑话。1923年的曹锟就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一段笑柄。

　　这一年秋天的某一天，国会议员邵瑞彭，在曹锟“当选”大总统之后，向京师地方检察厅，一个类似于今天的北京市检察院的机关，控告国会议长吴景濂涉嫌大总统曹锟选举舞弊案。

　　曹锟是历史上声名赫赫的直系大军阀，第一次直奉战争胜利后，他威风凛凛地开进了北京城，把持了北洋政府的大权。他是个军人，在原则上排斥军人干政的民国时代，不能堂而皇之地搞军阀统治。为了“合法”地做老大，粗通文墨的曹锟走了两步棋：第一步棋，他拿黎元洪做棋子，扶持黎元洪上台，做傀儡大总统；第二步棋，逼走黎元洪，自己充当过河的卒子，一路向前，直奔大总统的位置而去。

　　毕竟是民国，张口法统闭口法统的曹锟明白：时代变了，皇帝没了，惟有通过选举，才能合法地当上大总统，君临天下。可是，选票掌握在国会议员手里，他也不能拿枪顶着议员们的脑袋给他投票。怎么办？硬的不行，来软的，给他们钱，买他们的票。买也是有讲究的，不能像菜市场的小贩，扯开嗓子喊买喊卖。想来想去，他想到“津贴”这个名目，议长3万块，副议长1万块，议员按照影响力的大小，多的6000块，少的3000块。

　　按照当时的法律，买卖选票是非法的，曹锟不能亲自去弄，就用重金拿下了议长吴景濂，让他充当贿选的急先锋。

　　吴景濂收钱之后，在北京甘石桥会所，扎下一个贿选的大本营。大选前几天，吴景濂给议员们发出通知，邀500多国会议员陆续赶到甘石桥会所。接到通知的国会议员邵瑞彭如约而至。到场后，邵瑞彭领到一张上面写着他的名字的5000块银行支票。过了几天，总统大选揭晓，将近600张选票，曹锟得票480票，合法地坐上了大总统的宝座。

　　邵瑞彭愤怒了，国家纲纪何在？国会尊严何在？议员人格何在？他跑到京师地方检察厅，将吴景濂发给自己的那份通知，自己收到的那张银行支票，连同控告函，一并递交上去，他说，曹锟是军人，他要去海陆军部另行起诉，现在，他要求侦查起诉，严惩议长。

　　邵瑞彭的控告，在曹锟控制下的北京，犹如行为艺术，很快就不了了之。

　　隔着历史的幕布，看待这个案子，我今天的情绪和邵瑞彭当年的情绪，同中有异：相同的是，我和他一样愤怒于选举被钱财玩弄于股掌；不同的是，我从坏事中看到好的一面，比他多了点安慰。

　　所谓好的一面，就是选票得到了尊重。选举，在中国，自1905年地方咨议局选举起步，到曹锟贿选，怎么说都算是新生事物。短短十几个年头，选举这个新生事物，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得到了表面的尊重，就像封建社会的仁义道德，不管老爷们私底下怎样男盗女娼，桌面上谁都不敢否认仁义道德的至高无上。见不得人的时候，曹锟可以费尽心机玩弄选举，光天化日之下，他还得打着依法选举的幌子，披上合法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