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之治”，是传统儒家政治理念的理想类型，也是历代政治追求的最高目标。它也可以说是康雍乾三代领导人的共同理想。所以乾隆在接班之初就曾高调表态，重申乃父遗训：“愿与大小诸臣交相儆勉，详思礼义廉耻之大者。身体力行，则人心风俗，蒸蒸日上，而唐虞三代之治，庶几其可复见也。”从儒家治国理念来说，“回向三代”至少包括封建、井田、学校三项，分别关涉政治、经济和文教三项根本制度。在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清代始终未能放弃严苛的压制性政策。焦点就集中在封建与井田两项。

　　这两者是什么关系呢？按照钱穆先生的思路，井田是封建制的基层机制，分封-世袭-推恩则是封建制的顶层设计。这个设计得以维系的前提是地方自治、国际联盟及一套国际法准则（如弭兵大会即裁军谈判）。但它如同下棋，起初只是布点，不意从上而下的层层分封很快几何级数发展到星罗棋布，从下往上的农民自发开荒也很快实现了农耕对游牧、中原华夏向周边部族的围剿，起初在土地无限供给情况下的无限分封竟很快达到了极限，封建格子就此胀破。于是，战国时追求的就不全是国际维稳和均势，甚至意在建立国际新秩序。对地图上的增量部分转而采取中央直接派员管辖的方式即郡县制，把各大根据地连成一片，也即由封建到郡县是一个渐变的过程。

　　出于集权的需要，清帝都不打算恢复封建，但确曾动过恢复“井田”的主意。乾隆初年，黄宗羲、颜元等人都研究过如何从地主手中收田、限田以至于达到均田、井田的方法。乾隆也曾主持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土地制度改革研讨会”，要求大臣就历代均田、限田政策的执行效果发表看法、分析利弊得失，对如何从根本上消除贫富不均、消灭两极分化提出政策建议。讨论趋向深入，皇帝也回到现实：“均田限田之制，虽属古法，而实不可行；盖民之贫富不一，必欲齐之，则诸弊以起。”于是，他开始在保护业权与保护佃权之间摇摆不定，最终发觉无法在土地制度上取得根本突破，转而劝谕业户减租减息，以改良租佃关系。直到最后，把改革粮食流通体制作为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抓手——虽不能恢复井田，平均地权，但通过扩大政府职能，推动一些具有普惠性质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社会救济措施，以期实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理想。

　　乾隆当然不会意识到他的王朝将成为帝国的终曲，但他的“回向三代”、追比先贤、希望创立不朽功业（晚年自诩“十全老人”）、实现一个帝国所能想象的最伟大复兴的梦想，却如落日余晖一般，耀眼而短暂。乾隆十三年后，这个颇具雄心的皇帝逐渐倦于政事，罕有提及什么宏大叙事、社会关怀，从理想之巅峰直入心灰意懒之谷底，更不免性情乖戾。他愤懑于君臣、君民不能同心同德，政策传导、执行和落地的过程中总是充满各式各样的猫腻。他自视甚高，认为自己空有尧舜之志，却生不逢时，面对的是一群假公济私的贪官和顽劣不化的暴民。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丧气得很！他大抵也懂得“信任不能代替监督”，所以乾隆一朝诛杀贪官、整饬吏治倒也算得上风生水起，可王朝败象却总不见改观。

　　帝国基本制度的变革探索在乾隆十三年画上了休止符，踩在近现代转型的门槛上，为什么没有继续走下去？这是向市场自发力量的投降，对自然趋势的顺应？还是形势比人强，另有难言之隐？不管怎么说，这多少令人遗憾。皇帝此后终其一生对此保持缄默，不作任何解释，也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伏尔泰在诗作中抱怨道：“我常给中国皇帝去信，直到而今，他没有给我一点儿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