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可以去借

　　（上世纪）50年代末，有一回在全聚德吃烤鸭。那时候聚在一起吃一次东西是有点负疚的行为。钱先生知道我是靠星期天郊区打猎来维持全家营养的。他从来没有这么野性地生活过，有兴趣问我这样那样，提一些担心的外行问题。他说他虽然不可能跟我去尝试一次这样的壮游，倒是能给我开一张有关打猎的书目。于是顺手在一张长长的点菜单正反面写了近四五十部书。这张东西“文革”之前是在书里夹着的，后来连书都没有了。

　　他还说到明朝的一本笔记上记载的汉人向蒙古人买兽皮的材料，原先订的契约是一口大锅子直径面积的兽皮若干钱，后来汉人买主狡辩成满满一大锅子立体容量的兽皮若干钱了。他说：“兄弟民族一贯是比我们汉族老大哥守信用的。”

　　“四人帮”覆亡之后，钱先生和季康夫人从干面胡同宿舍搬到西郊三里河的住处，我有幸也搬到那里，正所谓“夫子宫墙”之内。打电话给他这么说，他哈哈大笑：“缘分！缘分！又绑在一起了！”

　　房子是好的，名气难听。“资本主义复辟楼”。后简称为“复辟楼”，这是因为那时大家的居住条件不好，而一圈高高的红围墙圈着可望而不可及的18幢漂亮的楼房，恰好冲着来往于西郊必经之路上，大家见了有气。那时时兴这样一种情绪：“够不着，骂得着。”后来缓和点了，改称“部长楼”，也颇令人难堪。

　　院子大，路也好，每个门口都可以泊车。有不少绿阴。早上，一对对的陌生和面熟的老夫妇绕着院子散步，互问早安。钱先生和季康夫人都能见得到；还有金山夫妇，俞平伯夫妇……天气好，能走得动的都出来了，要都叫得出名字的话，可算是一个盛景。

　　20多年来，相距200米的路我只去探访过钱家一两次。我不是不想去，只是自爱，只是珍惜他们的时间。有时南方家乡送来春茶或者春笋，先打个电话，东西送到门口也就罢了。

　　钱先生一家四口四副眼镜，星期天四人各占一个角落埋头看书，这样的家我头一次见识。

　　家里四壁比较空，只挂着一幅很普通的清朝人的画，可能画家与钱家有值得纪念的事。钱先生仿佛讲过，我忘记了。

　　书架和书也不多，起码没有我多，问钱先生：你的书放在哪里？他说：图书馆有，可以去借。（！！！）

　　拒江青赴国宴

　　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一番好意也是人之常情，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走去开门，来人说了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先生只露出一些门缝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

　　那人当然不高兴，说钱钟书不近人情。

　　事实上，钱家夫妇是真在忙着写东西，有他们的工作计划，你是个富贵闲人，你一来，打断了思路，那真是伤天害理到家。人应该谅解和理会的。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忽然大发慈悲通知学部要钱先生去参加国宴。办公室派人去通知钱先生。钱先生说：“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

　　“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钱先生没有出门。

　　比字典牛得多

　　钱先生和季康夫人光临舍下那是无边地欢迎的，因为起码确信我没有打扰他们。于是就喝茶，就聊天。

　　有一次，钱先生看到舍下墙上挂着的太炎先生的对联。我开玩笑地说：“鲁迅的对联找不到，弄他老师的挂挂。”

　　于是钱先生开讲了太炎先生有趣的掌故。

　　（上世纪）80年代我差点出了一次丑，是钱先生给我解的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