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忽然大发慈悲通知学部要钱先生去参加国宴。办公室派人去通知钱先生。钱先生说：“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本文摘自《人物汇报》2013年2月24日星期日第25版，作者：黄永玉，原题为《钱钟书：拒赴国宴》

　　钱钟书过世时，身在香港的画家黄永玉写下《悼念钱钟书先生》，忆及与钱先生长达半世纪交往中的点点滴滴，比如，“文革”中钱先生拒绝江青之邀赴国宴，不是婉拒，而是硬拒……

　　几遇“好人”

　　钟书先生活了88岁。

　　他生于1910年，大我14岁。

　　我荣幸地和他一起在1947年的上海挨一本只办了一期、名叫《同路人》杂志的骂。骂得很凶，很要命，说我们两个人在文化上做的事对人民有害，迟早是末路一条……

　　钟书先生是有学问的人，底子厚，他有恃无恐；我不行，我出道才几年，受不了这种惊吓，觉得在上海混生活很不容易了，不应该受到这种蛮横的待遇。害我难过了起码半年。

　　既然是一起挨骂，倒去找了好几本钱先生的书来读，在同辈朋友中间开始引用钱先生的隽语作为谈助。

　　那种动荡的年代，真正的学问和智慧往往是黑夜里的星星。

　　（上世纪）50年代在北京和钱先生、季康夫人有了交往，也曾提起过那本《同路人》杂志，钱先生说：“……老实说，我真希望今天他们福体安泰……”

　　有一晚下大雪，我跟从文表叔、钱先生在一个什么馆子吃过饭，再到民族饭店去看一位外地前来开会的朋友。那位朋友住在双人房，不久同房的人回来了，是位当红的学者。他穿着水獭皮领子黑呢大衣，原也是沈、钱的熟人，一边寒暄一边拍抖大衣上的雪屑：

　　“……就在刚才，周扬同志请吃饭……哎呀！太破费了，叫了那么多菜，就我们3个人，周扬同志坐中间，我坐周扬同志左边，红线女坐周扬同志右边……真叫人担心啦！周扬同志这几天患感冒了，这么大的雪还要抱病请我吃饭，真叫人担心啦……”

　　探访朋友的时空让这位幸福的学者覆盖了。钱先生嫣然地征求我们的意见：“我看，我们告辞了吧！”

　　受访的朋友挽留不住，在房门口握了手。

　　下楼梯的时候，钱先生问我：

　　“记不记得《金瓶梅》里头的谢希大、应伯爵？……”

　　“文革”后，听说那位学者也是个“好人”，几十年的世界，连做好人都开始微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