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排他们的活动日程时，张、姚自己提出分工：张春桥重点做“支左”解放军的工作，姚文元重点做两派群众的工作。军区党委尊重他们的意见，很快安排驻济南机关、部队的排以上干部集会，请张春桥讲话，希望他能从军队与王效禹、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团结的愿望出发，发表双方都能接受的有利于问题解决的高见。

　　但是，张春桥向“八一”大礼堂里的1000多名军队干部讲的完全是王效禹欣赏的那一套陈词滥调。他大讲解放军要如何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介绍上海如何亲造反派、爱造反派、保护造反派、支持造反派，如何分化保守派、瓦解保守派、打垮保守派、消灭保守派的经验。他要求“支左”的指战员要“掉屁股，转弯子”，要“同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他的讲话，在军队极少数人员中起到了煽动作用，导致军队内部出现分裂现象，局势更为复杂。

　　张春桥的这次讲话助长了王效禹的反动气焰。两天后，他就制造了震惊全省的镇压一派群众的“五七”事件。

　　张春桥、姚文元在做两派群众工作的幌子下，决定在5月7日召开群众大会发表讲话。但是，王效禹一伙按照张春桥介绍的上海对付“保守派”的经验，听报告的入场票只发给造反派，不发给保守派，这就引起了相当多群众的不满。从5月6日开始，陆续有人到省革委会去要听报告的入场票。王效禹设置圈套，诱使领不到票的一派群众，于当晚大量拥入省革委会大院。王效禹同时派人混入院内，胡写乱画，打砸器物，伪造现场，栽赃陷害要票的群众。5月7日凌晨4时，王效禹派出宣传车，宣布进入省革委会大院要票群众的行动，是“冲击省革委的反革命事件”。同时调集数万造反派，包围并冲入大院强行驱赶要票的群众，有近万人遭殴打。他们勒令每个人口衔稻草，高举双手做投降状，进行人身侮辱，并把300多人非法逮捕关押。

　　王效禹还企图把要票的一派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公开予以取缔。他拟出文稿，要求以济南军区与省革委会的名义，联合发文宣布。军区党委认为这不符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对待和处理大型群众组织的规定，拒绝签署。同时，杨得志与袁升平迅速找到张春桥、姚文元，请他们对此事表明态度。张春桥既不点头，又不摇头，板着面孔耍滑头说：“再考虑考虑。”其实，就在王效禹用棍棒驱赶进入省革委会大院要票的群众后，张春桥便紧握王效禹的手表示祝贺，姚文元跟着帮腔：“祝贺你们！祝贺你们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永远和你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张春桥因四川会议放电影之事责令我和中办秘书写检讨

　　1972年3月，中央决定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和成都军区的领导人员来京，在政治局直接领导下召开四川会议，解决四川在“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中的问题。会址确定在京西宾馆，会务工作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和总政治部各派出一人承担。中央办公厅派出的是一位河南林县籍姓许的年轻人（我称他小许），总政治部确定派我参加。

　　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午夜2点，在总政大楼的办公室里，当面向我交代了任务。他说，上班后你就去京西宾馆报到，工作任务主要是作记录、写简报。实际上，我和小许两人除了作大会小会的会议记录，每天写一期会议简报外，还要安排与会人员的食宿和文化娱乐活动，布置每次开会的会场，向有关方面转达与会同志提出的其他问题。将近一个月的会议，每天连续进行，不过星期日。我俩白天参加会议，晚上写简报，8小时的睡眠时间有时都难以保证。

　　会议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李大章和会议期间由广州军区调任成都军区的政委刘兴元担任召集人。四川来京全体人员，在开会前和会议结束时，两次到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率政治局全体成员集体接见；中间每天的会议，一般都有政治局部分成员轮流参加，少则二三人，多时四五人，到会次数较多的是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等；其间，周恩来临时安排了一次范围较大的接见活动——除参加四川会议的全体人员外，还有广东、广西、湖南三省区和广州军区的领导人。

　　3月15日晚饭后，小许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说周恩来晚上10点以后要到京西宾馆接见四川省和中南三省来京的同志，请会务组安排会场。我让小许请示作不作会议记录，因为那时中共中央召集的会议，均使用由中央办公厅统一印制的记录本，每本50页，每一页都编有序号，封面上印有该记录本的使用会别、起止时间、编号、记录人的姓名等，特别正规。如果要作记录的话，我们去会议室时就必须把记录本带上。经中办请示周恩来，不用作记录。

　　晚上10点，我们请参加接见的领导同志，到京西宾馆会议楼的第二会议室集合。中共中央领导人叶剑英、纪登奎、李德生、华国锋等也陆续到达。等到午夜过后，周恩来才忙完别的事情赶到京西宾馆。此时他还没顾上吃晚饭，进入会议室同大家一一握手后，让会议楼的服务员转告厨师给他准备晚饭。饭送来后，周恩来坐在茶几前边吃边说，寒暄一阵后，向大家宣布了一些人事安排。接着，周恩来比较详细地谈了“九一三”事件发生的过程。中间有人插话问：“为什么不把飞机打下来，叫他跑出去了？”周恩来说：“林彪是副统帅，我们手里没有现在的这些材料，打下来怎么交代？”他用手指朝着会场四周的人来回点着问：“你们哪一个人当时敢下这个决心？”之后，周恩来接着回顾了中共历史上的历次路线斗争。越谈兴致越浓，从凌晨1点一口气谈到4点半，谈了3个半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