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江青说房子里有风，张春桥马上站起来，跑到窗户前查看何处漏风。转移到第三个会场后不久，江青说她还没有吃早饭。张春桥便出去让服务员找厨师为江青备餐。不一会儿，服务员将饭送来，江青不肯在会议桌上当着大家的面吃，张春桥就陪她出去另找吃饭的房间。

　　（图中者为张春桥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原载于《党史博览》，作者：刘岩，原题：“文革”时期 看张春桥有多阴险狡诈？

　　张春桥充任“钦差大臣”，与姚文元在济南搞两面手法

　　1967年2月3日，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在中央文革康生等人的授意和支持下，窜到济南夺了中共山东省委的权，成立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旋即，中央文革向济南军区发出了所谓“四个支持”的指示，即“支持王效禹、支持以王效禹为首的省革委、支持‘三结合’、支持三大左派组织”。

　　济南军区党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尽管对“文革”很不理解，但出于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坚定信念，基于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组织纪律观念，对王效禹给予了应有的尊重和支持。军区党委确定，司令员杨得志分工参加省革委“三结合”，政委袁升平分工抓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机关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支左指挥部”，全区抽调十几万名指战员投入“三支两军”，这对稳定山东当时十分混乱的局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文革”初期“靠边站”的地方领导干部，大多被解放出来参加了“三结合”工作，分裂的群众组织联合了起来，生产和社会秩序得到逐步恢复。

　　但是，这种局势没有维持多久，就被王效禹一伙破坏了。王效禹把群众组织划分为“革”与“保”两派，亲一派，压一派；把解放干部出来工作，说成是“走资派复辟”；把“三结合”的革委会，说成是“大杂烩”，要“踢开”“砸烂”；把抓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工作，说成是“以生产压革命”；等等。济南军区党委与王效禹的分歧日益严重。

　　正在这时，江青等人在北京进行反所谓“二月逆流”和“带枪的刘邓路线”。王效禹一伙据此立即在全省发动了所谓反“逆流”运动，把矛头首先指向了“支左”的解放军。“揪出保守势力的黑后台”“拔掉反革命逆流的总根子”“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杨得志”“打倒杨国夫(参加省革委‘三结合’的军区副司令员)”等大幅标语和大字报，贴满济南和全省各地的大街小巷。因此，济南军区党委向中共中央、毛泽东发电报，对王效禹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意见。

　　4月30日，张春桥、姚文元声称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秘密到达济南。他们宣称“要做各方面的工作”，“正确解决山东问题”。为了表示“不偏不倚”，他们下飞机后不住军区招待所，也不住省革委会宾馆，而是就地住在飞机场。

　　我当时在济南军区政治部工作，和军区机关的广大干部心情一样，对张、姚“一碗水端平”的表态信以为真，以为他们会秉公执法，实事求是地处理好军队与王效禹、社会上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

　　张、姚住下不久，假惺惺地召集军队和地方的代表开座谈会，听取双方意见，并坐车去街上看大字报、大标语。张春桥在街上看到拥护解放军的标语后，原形毕露，情不自禁地说：“凭我的经验，一看就知道是‘老保’贴的！”陪同视察的袁升平政委回敬了他一句：“左派就不应该拥护解放军吗？”张春桥听了满脸不高兴，并怀恨在心，这成为他以后整袁升平的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