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致电后方苏区中央局（任弼时代理书记，成员有项英、顾作霖、邓发等人），并转告临时中央：说明了改变计划的原因。

　　但是，事与愿违。临时中央和后方中央局却极力催促红1方面军向北进击，威胁南昌，指令红军不要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

　　于是，以临时中央和后方中央局为一方，与在前线的周、毛、朱、王为另一方，在作战方针上形成了尖锐的分歧。

　　一方是上级，一方是下级。上级远离前线，不知实情，而了解敌情的下级却难违上命。真是令人为难啊！为征得同意，9月23日，周、毛、朱、王联名再次致电后方中央局并转中央，陈述了理由：

　　“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使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

　　未料，9月25日，后方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积极进攻”的方针，复电他们说：“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军，”并强调说：如不采取“积极进攻策略，”“可能演成严重错误。”

　　周恩来、毛泽东等接电后，于同一天，再次致电后方中央局，坚持原有看法，陈言：

　　“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本来，党内陈述不同意见，乃正常现象。但后方中央局对周、毛、朱、王的意见，却大为恼火，于9月29日蛮横地断言：

　　“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语气、腔调都升级了。矛盾已发展到尖锐的地步！双方一来一往，唇枪笔战，毫不妥协……

　　矛盾激化的结果，种下了宁都会议的种子，成为可悲的“宁都会议”召开的背景和原因。

　　几天后，即1932年10月上旬（3日至8日之间），为了解决前方和后方中央局成员之间在作战方针上的意见分歧，苏区中央局在宁都的小源村榜山翁祠召开了全体会议。这便是党史上举足轻重的“宁都会议。”

　　平静的小源，一时不平静了。

　　苏区中央局全体成员都来了。他们是：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8人——4比4，阵营分明。

　　会议先由任弼时主持召开。后来，周恩来从前方赶到，主持了会议。会议开始“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即临时中央7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长信。

　　后方中央局首脑得着临时中央的支持，似乎秉承着一把“尚方宝剑”，口气强硬，闹得挺凶，一时占为上风。在对中央苏区自2月攻打赣州以来的全部工作进行总结时，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

　　毛泽东似乎成了他们的“靶子”。后方中央局一味坚持中央不符合实情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积极进攻路线”，对毛泽东进行了横加指责。如：攻赣州，本来是战略上的错误，可是他们却认为“依据当时的情况都是绝对需要的。”没有打下赣州，不是从战略上找原因，不是真诚地从中汲取教训，而是归罪于毛泽东等执行中央命令不坚决，指挥犹豫所致。硬说：“攻赣州有克城可能，惟因对敌必坚守中心城市的估计不足，遂未坚决布置，解决增援敌人，在轻敌之下，造成增援之敌已入城而不能攻以及爆炸技术有缺点，致未能克城而撤围。”又如打漳州本来是正确的，并且取得了很大胜利，可他们却认为：“进占漳州虽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来往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再如：8月下旬红军在南丰、南城、宜黄等地分兵作群众工作，为粉碎第四次“围剿”创造战场的行动，本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可是他们却认为“是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是“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扣上了“等待观念的错误”，和“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等大帽子加以批判。

　　毛泽东是条硬汉子。他没有屈服，据理反击。于是，会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结果，苏区中央局多数人不顾周恩来、王稼祥的反对，决定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

　　周恩来对此坚决反对。他通过到苏区后对毛泽东的观察，深深觉得毛泽东是难得的“帅才”，不同意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他说：

　　“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以吸引他提供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因此，他坚持说：

　　“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责任，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