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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成指派了朝方的首席代表南日、代表李相朝和张平山,以及与我方联系的首席联络官张春山等。中方的谈判班子主要由北京方面(外交部、新华社、中央机要局)和志愿军司令部组成。周恩来提名李克农及乔冠华统领这支队伍。志愿军司令部派出了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邓华和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参与谈判。我驻朝鲜使馆派出柴成文为中方联络官。乔冠华还从外交部带来了一批写作、外语、新闻干事。朝、中两支力量合在一起,组成了“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根据两国高层的协议,联合代表团由李克农领导。 李克农坐镇开城,但重大决策都是北京和平壤作出的。这里,尤其要提到周恩来发挥的作用。《周恩来传》中这样写道:“随着边谈边打局面的出现,周恩来同志就同时担负起这双重的任务。那时,他总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常常是上半夜处理战场上的问题,下半夜处理谈判中的问题。谈判代表团每天都要发来电报,报告当天的谈判情况、美方动向、外国记者反应、代表团的意见。这些问题一般由他直接处理,重大的由他提出意见,再向中央请示决定。” 战场上还在厮杀,谈判帐篷里就不可能有平和的气氛。板门店停战谈判名为军事外交谈判,却没有半点外交氛围:进帐篷时双方各走各的门;代表见面时互不理睬,更没有握手、寒暄的礼节;开会时,有话就说,无话就散;中途休息时,各去各的休息帐篷;连厕所也是各修各的,以免混杂。 这是对等的双边谈判,不设主席,遇事协商解决,双方都有否决权。有时,要抢先发言,比如开城首次会谈,就是乔埃抢了先。谈判进入僵持阶段,双方都“无话可说”,多说一句或先说一句,好像就是示弱。因此才有美国将军霍治提出的“用抛硬币的办法”决定谁先走一步以打破僵局的笑话。开城首次谈判时,双方首席代表还交换过授权证书,后来换代表都不通知对方,会上也不作介绍。代表席位上出现了新面孔,你就知道换人了,姓甚名谁、哪国人(后来也有英国人、泰国人为代表),就只好看新闻报道了。 这种谈判史无前例。双方对陌生的对手心中无数,因此交手时都格外小心。李奇微要求美方代表团人员“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而李克农也要求我方人员“注意观察会场上的每一个细节,察言观色,争取较快摸透对方的脾气”。例如:乔埃初到开城时,朝中人员向他敬礼,他还礼时却紧绷着脸,漫不经心;哈里逊讲“我同意休会”前,也要写条子经内部传阅同意;美方朝语翻译恩德伍德工作时,每吸一支烟都要在日记本上记上一笔;苍蝇在李相朝的脸上爬动,但他仍正襟危坐,纹丝不动;南韩联络官李树荣就座时一屁股坐到地上,只有中方联络官柴成文哈哈大笑……这些细节都被对方注意到,有的还写进了后来的回忆录中。 李克农说:“我不担心哪些同志会在谈判中丧失立场,担心的是多数同志年轻气盛,经不起人家挑逗而冲动。” 谈判开始时,志愿军派出的代表是邓华和解方,后来先后有边章五、丁国钰、柴成文等参与其中。 邓华,1928年参加红军。1938年挺进冀东开辟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曾参加辽沈、平津战役。担任四野十五兵团司令员时率部解放广州和海南岛。组成志愿军时,他是十三兵团司令员,后任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提名邓华时,邓曾以对外交不熟悉为由推辞,“看得出他心里不是很乐意”。但是军令如山,他后来还是接受了。在开城期间,邓继续关注战局的变化,提出“敌方深沟高堡,固守以待,进行阵地攻坚战,对我不利”。彭德怀事后曾多次表示,邓华作战勇敢、细心,出了些好主意,是个好帮手。0950年00月,边章五接替了邓华。卸任后谈起参加谈判之事,邓华气犹未消,说:“我宁愿在战场上与之见高低,也不愿去干谈判这种差事。”显然,驰骋战场的军人,受不了谈判桌上有时还需屈尊俯就的窝囊气。 解方,1930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任东北军的师参谋长,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到达延安,先后任军委情报部局长和东北民主联军副参谋长,兵团参谋长。解方被认为是“我军难得的既富有军事理论又有实战经验的高级军官”。曾和解方直接打过交道的美国代表藤纳评论解方“思维敏捷”、“很难对付”。担任其英文翻译的外交部官员称他“能言善辩,有很高的军事外交水平”。1953年4月,解方离开代表团。之前,李克农曾考虑让他出任停战后的军事停战委员会志愿军委员,但他要求“解放”,志愿在国防军事工作上做些建设性工作,并已向志愿军司令部党委正式报告。为此,李克农表示:“他既然有此要求,也不必过于勉强了。如有适当人选接替,让解方仍在军事上去发展或让其参加志愿军军事总结工作是有好处的。” 边章五,1900年生,河北辛集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红军时期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1948年留在东北任辽东军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出任首任驻苏武官。他是典型的北方大汉,身材魁梧,长期的军旅生活,养成了举止端正、衣着整洁的好习惯,颇有军人仪表。 丁国钰,1906年生,1933年入党,红二十五军老战士,1934年参加长征,曾在抗大学习,历任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等。1950年11月,任第四十二军政治部主任时入朝。1952年,李克农认为他适合做外交工作,便让他去开城代表团主持政治思想工作。1952年至1953年谈判破裂期间,李克农、乔冠华撤回国内,代表团由丁负责。1953年4月26日,接替边章五为志愿军第三任首席代表。停战后,任军事停战委员会志愿军委员。1954年02月25日,带领志愿军谈判代表团撤离开城。此前,周恩来访问波兰时,波兰总统称:“你们中国在朝鲜的谈判代表只讲原则,不讲妥协,就不考虑还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这一“告状”反而使周恩来知道了他,以后让他脱掉军装专搞外交。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丁国钰先后出任中国驻阿富汗、巴基斯坦、挪威、埃及等国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