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关先生学生很多，为人很好，华先生做人做学问也都不错。青年人都希望这两位老师能够消除隔阂，团结起来，共同搞好数学所的工作。这说明郭沫若关心科学院的事，他想做说服工作，维护团结。郭沫若在反“右”以后，对文艺界的批判出面少。身为文联主席，60年代以后，文联的事他不太愿意管，只愿管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他给自己在社会结构里的定位，放在科学界。1962年在广州有两个会，科学的会他很热心，自始至终参与；文艺的会只露了一面，看得出对文艺不愿意参与。凡是文联的事，他都按周扬的意见（他认为也就是毛主席的意见）办。

　　“大跃进”开始时郭沫若很热乎，符合他的浪漫主义性格。一天等于20年，遍地皆诗写不完。他还写了不少民歌。其实他也有另外一面。他就跟我说过，民歌有局限性，写不出大作品。他对艺术是有见解的，什么是珍品、精品，什么是糙品、废品，他很清楚。50年代他参加世界和平运动，出国很多，在国外接触的文化艺术很多，包括现代派。

　　他外语也很好，“文革”中还在外国诗上作批注。这代表他真实的鉴赏水平。他对文艺的真实看法和公开表态矛盾很大。他说过自己的《百花齐放》并不好。他后来写诗是自暴自弃，反正我就这么胡写了，不是当诗写，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有什么时事，《人民日报》等媒体就找他约稿，请他作诗表态，他一般都不拒绝。约了稿就写，写了就刊登，刊登后自己也就忘了。

　　后来，郭沫若对“大跃进”把学生身体弄坏了也有看法。了解到浮夸、虚报的真相，他也反感；老百姓得浮肿病，他也有点忧国忧民。但在公开场合从来没有发表不同的声音，因为他知道其中的利害。他也劝过我，不要参加对一分为二的讨论，写什么对浮夸风、共产风的分析。郭沫若在科学院提倡三敢三严。他在科学院还是实干的，也有实权，张劲夫对他很尊重，他和张劲夫关系处得比较好。每次院长例会他都主持，经常到各研究所检查工作。

　　解放前夕，他发表过一篇《斥反动文艺》，点了沈从文、朱光潜、萧乾。我认为，朱光潜的书他是不怎么看的，沈从文的小说他也不一定看。沈从文曾经评论，郭沫若是诗人的笔，写不了小说。《斥反动文艺》那篇文章的很多材料不是出于郭沫若本人的第一手了解，基调来自当时党的工作者。解放后，他还是延续了这个角色。凡是文艺方针政策方面的事，他表示都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具体说来都是照周扬传达的意见办。

　　如1958年“大跃进”时编选《红旗歌谣》，就由周扬拍板，郭沫若按照周扬定的调子写序言，算是由两人合编。60年代文艺界一连串批判什么“写中间人物论”、“无冲突论”等等，他都没有直接介入。但是一到批判田汉的《谢瑶环》、夏衍改编的《林家铺子》、阳翰笙的《北国江南》，郭沫若就立即与过去几十年的好朋友田汉、夏衍、阳翰笙断了联系。解放前，他上台讲话先问党的负责人：你们需要我讲什么？问完了，列个提纲，再按提纲发挥。解放初，批判《武训传》，他没想到，所以先作检讨；批《红楼梦研究》不太一样，胡适原来就是他的老对手，学术上、政治上都是对立面。他们是一左一右。

　　所以批胡适派一点心理障碍也没有，组织得很积极，批“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其实，郭沫若也是大胆假设。我的看法，他的历史学是浪漫主义方法，随意性很大，想像上比闻一多还要过之。在学术上，他利用了比较确切的资料时，能得出正确或比较正确的结论。一发挥想像，纰漏就大了。胡适是乾嘉学派加杜威的实用主义，重考据。郭沫若往往是借题发挥。根据我对郭沫若的了解，他不会仔细看胡适的文章。他自己说，鲁迅活着的时候，《呐喊》他只看了一半。茅盾的小说他基本上就没看过，别人研究他们的文章更不看。艾青的《诗论》他根本就没看过。历史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他看得多。

　　王国维的书他看得多。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两汉文学史纲要》他看。文学作品看得少，跟他风格相近的“新浪漫主义”一派的作品，如田汉的《关汉卿》、《文成公主》，闻一多的《红烛》等等他还是看得津津有味。他生前很赞赏田汉、闻一多的作品。他也很看重郁达夫、成仿吾。他曾一再为郁达夫辩护。文艺理论基本不怎么看，也没什么兴趣。他和胡风过去很要好，40年代在重庆是抗战文协的同事。他写文章提倡胡风，后来胡风出事又将文章删掉了。胡风和周扬有派系之争，但胡风的理论也是左翼。

　　批胡风，我感觉他对胡风讲些什么都没看懂。他当时要求对胡风逮捕法办，后来编《郭沫若全集》时，有人要删掉这些。我觉得没必要删，白纸黑字，他就是站在当时的主流政治立场上。他把自己放在民主人士跟党走的位置上，党说什么就是什么。60年代初毛泽东在一个讲话里提到《随园诗话》，郭沫若就发表文章《读〈随园诗话〉札记》。我找他借这本书读，他告诉我里面没什么东西。1961年学术界突然讨论《再生缘》，文章发了不少，他也发了文章，我又问他找书看。这也有上面的背景。有封信里他对我说，你不用看，知道有陈端生这么个人就行了。一直到“文革”初表示拥护“文革”，1976年表示拥护批邓，他对邓小平有多少了解？没多少了解。林林先生有一篇文章说郭沫若是“党喇叭”，比较客观。他很明白，他就是“党喇叭”。

　　丁：最后，再请您谈谈郭沫若晚年心境。

　　陈：据我和郭沫若的接触，他60年代和50年代心境有差别，他心情最好的时候是1959至1962年，这几年他写出了3个历史剧本，也做了不少研究工作。1963年以后他心情明显不好。一件大事是阶级斗争搞到了他们家里。他的儿子郭世英被打成反动学生送去劳教，这件事对郭沫若震动很大。据说当时内部发了通报，说高知子女很危险。郭世英直到“文革”前才放回来。这个案子已经过去30多年了，值得研究。当时问题是从信件中查出来的。家信怎么被查出去？可想而知，郭沫若有些事不愿意让“身边的人”知道，要避着秘书。郭世英出事后，郭沫若把我的信还给了我。

　　1961年秋，郭沫若去上海，白杨、以群他们想给他做七十大寿，他谢绝了；第二年秋再提议，他又谢绝了，说不要声张。他到上海是悄悄来，悄悄去。他对上海的背景有感觉。他写剧本《武则天》原来想让白杨演。白杨看了剧本，也想演。但上海形势已经紧了，只好请北京人艺朱琳演。

　　我最后一次见郭沫若，是在1966年底吴玉章的追悼会上，他只和我说了几句话。当时，“文革”已经如火如荼。他说，有些事情虽然我们不能理解，但毛主席自有他的考虑。从这话里也能感到他内心的矛盾。不久，我就失去了自由，此后再也没有见过郭沫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