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开“九大”，郭沫若是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填表时本来拟的是“1927年入党，后脱党，1958年重新入党。”于立群不同意，最后决定只提1958年入党，以前的事暂不提。直到1978年郭沫若死后，于立群坚决要求党龄从1927年算起。后来，经过家属努力，中组部认定郭沫若抗战回国后便恢复了组织关系，是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出现的特殊党员。

　　但在我印象中，郭沫若就是知识界的代表。无论在建国前国民党召集的“旧政治协商会议”上，还是在共产党召集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新政协上，郭沫若都是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出席并参与政事的。建国后第一届政务院，四个副总理党外占两个，黄炎培代表民族资产阶级，郭沫若代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如果郭沫若也代表无产阶级，和当时解释的联合政府倒不一样了。周恩来、陈毅都曾一再表示过：像郭沫若这样的名人留在党外比在党内对于革命的贡献更大些（大意如此）。反“右”的时候，郭沫若听到丁玲是“右派”大吃一惊，听到艾青是“右派”又大吃一惊。丁、艾都是老党员，对郭震动很大，他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如果不好好改造自己，骄傲自满，就会成为“右派”。这表明他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心态，而不是老革命老干部的心态。所以这段时间他给我的信中总是说：不要骄傲自满。

　　丁：请您再谈谈郭沫若和田汉等老朋友的关系。

　　陈：他和田汉、夏衍、阳翰笙关系比较好，其他明显的朋友不是太多。从《郭沫若年谱》看，他的晚年，五、六十年代，与老朋友个人之间的交往不多。特别是1961年、1962年以后，与很多人都是公事公办。

　　他和田汉的关系后来也有些问题。田汉1957年以后就被冷落，但郭沫若和他没有疏远。他的《武则天》剧本写出来不能演，1960年周恩来让田汉帮他修改，田汉很下功夫。还有《蔡文姬》，也是田汉帮助修改的。郭沫若最喜欢这个本子，他说“蔡文姬就是我”。

　　田汉对郭沫若一直很尊重。田汉讲过一件事，他有一个亲戚得了重病。他平时认识医生很少，只好写信给郭沫若，请他介绍一个医学专家。这本是人之常情。但秘书打来一个电话，说郭院长只管中国科学院，不管什么医院。到底郭沫若看见这封信没有，现在说不清了，田汉只是怪秘书，没有怪郭沫若。其实郭沫若认识的名医不少，当时给朋友介绍个大夫也不算搞特殊化。

　　我听说过一件事，60年代初，田汉母亲过九十大寿，田汉是孝子，跟他关系好的朋友比如吴晗、翦伯赞都去祝寿。郭沫若去晚了。一进门，郭沫若就向田汉的“老寿星母”赔礼，又和翦伯赞、吴晗他们说，好久没聚会了。翦伯赞说，你那儿侯门深似海啊。他和这些老朋友慢慢地不是很融洽。

　　当然，郭沫若也不是愿意住在高墙深院里。他说过，我当个教员也可以。他还是向往文人的生活，向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种气氛。回想1957年我第一次去郭沫若家，进门要通报，这种等级制度我觉得很不舒服，我敢说郭沫若他也不舒服。60年代他几次去上海，住锦江饭店、国际 饭店，房间很豪华，他当时就觉得不太自在，说脱离群众，一般人都不敢来了。

　　我小时候没觉得郭沫若、田汉是什么官，直到“文革”，也只知道郭沫若是科学院的领导，不知道他还是副委员长，当过副总理。田汉也不想当官。郭沫若觉得田汉不适合当官。对官场田汉始终不适应。论资格，田汉可以当文化部长，但始终当的是戏改局局长、艺术局局长。他不追求这个。我觉得这种差别影响到郭沫若和田汉、宗白华的交往。宗白华一生与官场无缘，后来和郭沫若不大交往。“文革”前康生倒是常去郭家串门。

　　1963年以后，特别是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裴多菲俱乐部”的问题之后，赵丹、白杨来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碰到郭老，他外表表现得很淡漠，再不像往常那么亲热友好，他知道赵丹爱放炮，嘴上把不住门。他在公开场合不让人感觉和谁有私交。他对北京人艺的人还是有感情的，但外表上也保持距离。

　　丁：郭沫若对科学、艺术两界的态度有何不同？

　　陈：身兼中科院院长和中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对文艺界其实没有拿出过什么领导性的意见，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国科学院。科学院设什么新研究所，他都要过问。有一次，他就问我关肇直的书怎么样？当时华罗庚和关肇直不团结。郭沫若和华罗庚私交不错，和关肇直不太熟悉。当时华、关两位都担任数学研究所的业务领导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