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嘉衡说：“听到消息后，我就从宿舍起来，往现场跑，半路上，看到丹宁，他正往回走，我看得非常清楚，他的脸上，全都是泪水啊……”

　　三十多份证词的声明

　　两天后，有C—47运输机落芷江机场送补给，在返回昆明时，丹宁自己跳了上去。

　　美军军事法庭设在昆明，少校将搭乘这架C—47去昆明，自己“投案”。这也是该军事法庭在中国期间，唯一一次审理开枪击毙战友的案子。

　　有关于丹宁少校开枪打死战友的庭审，如同那架坠毁的B—25一样，记者并没能查阅到过多的详细资料，在采访中，几位老人记忆深刻的，是在丹宁被关押期间，美军军事法庭法官多次飞到芷江，详细走访和调查，最后，开庭那天，又把现场所有人员用飞机接到昆明出庭作证。

　　1945年3月2日，丹宁出现在被告席上。证人来了很多，丹宁没有为自己辩护，法庭委派的律师也没有往日的慷慨激昂，一切都在极其平静中。

　　法官一共读了三十多份证词和证言，都是1月18日在B—25坠毁现场的美军官兵所写，中午时分，法庭宣布休庭，下午继续审理。

　　下午再次开庭后，用时不长，法官就起立宣布：JohnDunning（丹宁）无罪释放。

　　宣布结果后，面对前来采访的美国媒体记者，主审法官只回答了一句话：所有目击者一致认为，1月18日，没有任何办法能拯救那位副驾驶，丹宁尽了他的职责—他最大程度地减轻了战友痛苦，所以，JohnDunning无罪。

　　丹宁离开昆明后，继续在中美混合团五大队担任大队长。七个月后，1945年8月15日，随着两颗原子弹相继投下，日本宣布战败投降，中美混合团随之解散，美军奉令回国。

　　让丹宁和中国能再次联系上的，是1949年7月，丹宁驾驶一架C—47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其他外交人员从南京撤出。但不知是何种原因，这次撤离任务完成后不久，丹宁在大陆被解放军扣留，于1949年8月5日被释放。离开红色中国后，丹宁经香港飞返美国，最后升任空军准将。

　　1962年8月31日，丹宁因病去世。

　　“他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对话杨训伟

　　（中美混合团一大队二中队B—25飞行员，最后职务：台湾远东航空公司总经理。已故。）

　　时代周报：JohnDunning击毙受伤战友的事情，我听很多老人都说过，当时你们也都知道这件事情吗？

　　杨训伟：知道，我们在出任务时，在飞机上还谈过这件事情。

　　时代周报：谈什么？

　　杨训伟：谈是否救助。当时我们和美国飞行员的观点区别还是蛮大的，中国飞行员普遍认为不管是否能把人救出来，起码要尝试一下，怎么这么快就开枪了呢？

　　时代周报：那美方飞行员呢，他们怎么认为？

　　杨训伟：美国人普遍认为开枪是正确的选择。

　　时代周报：为什么？

　　杨训伟：他们认为当时情况下，任何徒劳的举动已经毫无意义，而且，很多办法已经想到了，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只有这种方式，最能减少对方的痛苦。

　　时代周报：既然属于“救助”战友，美国那边也没对JohnDunning来个表彰啊，或把他塑造成一个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英雄吗，好趁机宣传？

　　杨训伟：不会。我现在就住美国，美国人绝对不会把一位机长驾驶发生故障的航班最后平安落地并挽救全体乘客生命而看成英雄。

　　时代周报：为什么？

　　杨训伟：职责范围内，他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是他的义务。

　　时代周报：那什么是英雄？

　　杨训伟：拯救自己职责、权利外的人或事情。

　　对话彭嘉衡

　　（混合团五大队十七中队P—40飞行员，已故。）

　　时代周报：你见过丹宁？开枪那天你在现场吗？

　　彭嘉衡：多次见过。出事那天，我在宿舍休息，听见爆炸声后，中国飞行员都起来了，都往现场去，我是在半路上，看到丹宁，当时他是边走边流泪，我们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到了现场，才知道，丹宁把伙伴打死了。

　　时代周报：中国飞行员什么心情？

　　彭嘉衡：非常难过，很多人也都哭了。

　　时代周报：最伤心的是什么？

　　彭嘉衡：1945年，傻子都能看出来，小鬼子已经是垂死挣扎了，气数已尽，大家都希望能活着看到胜利那一天。原来我都不敢说，现在能说了，那些美国孩子不远万里来中国帮你打仗，马上胜利了，就死了。你家的孩子是孩子，人家的孩子也是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