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十二点十五分，五大队P—40十架，备弹1400发起飞，掩护B—25轰炸机四架，轰炸蒲圻桥及扫射洞庭湖敌汽船，完成掩护任务，另扫射船艇二十余艘杀伤敌约二百名，十六点返回芷江。

　　对于五大队全体将士来说，1月18日这一天实在平常单调，出击、扫射、轰炸，和每日差别无二。如果不是后来的一架B—25轰炸机的出现，这一天就如同往常一样平静结束。

　　芷江位于长沙以西约500公里，抗战期间，中美混合团五大队驻扎芷江机场。芷江地域多山，丘陵次之，很少能找到一块面积较大的平地，所以芷江机场本身就修筑在一个丘陵上，跑道为沙石结构，跑道两头是稻田。由于没有大型筑路设备，芷江机场跑道表面并不是很平坦，很多时候，落地的飞机会出现强烈颠簸，越是大型飞机，如B—25轰炸机，颠簸就越强烈，所以，芷江机场也少有大型飞机降落，如果有，那一定是出现了紧急情况。

　　中美混合团五大队下辖十七中队、二十六中队、二十七中队、二十九中队，所拥有的作战飞机为P—40，抗战接近结束时，补充到少量性能先进的P—51。

　　中美混合团每个大队到中队，都由中美两国各任命一位本国大队长、中队长，五大队的中方大队长是张唐天，美方大队长是丹宁（JohnAffleckDunning）。

　　丹宁，1914年生于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毕业于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1938年1月21日加入密苏里州国民警卫队。从德州高级的飞行学校毕业，后加入美国陆军航空兵，为少尉飞行员，同时担任飞行教官。1943年9月，丹宁被派到中国战区，被任命为中美混合团（CACW）“营运官”，1944年11月，丹宁被任命为中美混合团第五大队大队长（上校）。

　　2000年，在接受记者采访中，杨训伟告诉记者，丹宁人长得高高大大的，帅气又非常平和，自己当年落芷江，无论是需要弹或油，丹宁总是有求必应。

　　彭嘉衡也告诉记者，丹宁人非常和善，没架子，对本国飞行员和中国飞行员一视同仁。二十七中队作战室在机场跑道南端，而二十六、二十九中队作战室却在跑道北端，很多时候，为节省经驼峰运抵昆明再转运至芷江的汽油，丹宁不开车子，在跑道两端的两个作战室之间来回走。

　　记者在这里之所以对丹宁着重介绍，一切皆因傍晚时分，冲出跑道的那架B—25轰炸机，对于丹宁本人而言，这可能是一生都拂之不去的记忆。

　　至于为什么一向只降落战斗机的芷江机场突然在1月18日这天出现一架大型轰炸机，年代实在逝去久远，所有接受采访的老人的记忆也有衰退，所以回忆也不尽一致。有老人说是出任务被日本地面炮火击伤后，归航途中准备落芷江进行维修的，也有老人说是从印度经驼峰过来的。

　　记者从查证到的资料中看到，中美混合团只有一大队为轰炸大队，全部为B—25轰炸机，驻扎重庆，联想到当天12点15分起飞、掩护四架B—25轰炸机的十架P—40轰炸蒲圻桥的出击任务，依据以上可以判断，最有可能的是，这架B—25是从重庆起飞的一大队的四架执行轰炸蒲圻桥任务中的其中一架，在执行轰炸任务后，它被地面炮火击中负伤了，在归途中临时降落芷江机场。

　　开枪，结束战友生命

　　那一天的芷江，临近黄昏时刻，冬季的太阳此时懒洋洋地斜吊在西边的山顶上，随时都要躲在山脊后。

　　瑟瑟寒风中的芷江机场，由于一整天的作战任务已全部结束，跑道上空空荡荡。当天的四次出击任务全部是由中国飞行员完成，此时，他们全部回宿舍休息，连机械员也回了房间。现场只有几名美军机务人员围着一架P—40维修，除此之外，基本上再见不到什么人。

　　空中传来低沉的轰鸣，这和单引擎只乘一人的战斗机发出的清脆轰鸣声不太一样，场里的人都知道，这肯定是一大队的B—25要进场了，平时他们都驻扎在重庆的梁平、白市驿等地，今天要落这里，一定是遇到了麻烦。

　　B-25轰炸机是北美航空公司于1938年设计的一种上单翼、双垂尾、双发中型轰炸机，乘员人数为5人。

　　此时，除了机组成员，只有塔台知道这架B—25的真实情况，它确实负伤了，已经无法坚持飞回起飞地重庆，只能临时降落芷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