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胜利原因很复杂

　　袁凌：现在看来，所谓土地革命带来中国革命胜利，并不是不容置疑的规律？

　　黄道炫：我真的怀疑历史存在着一定的“规律”，现实中的历史发展总是各种合力的结果。苏区的失败和解放区的胜利，都可以推究多种原因，但很难说某个原因是“最本质的”或者是必然的。中共长征到了北方，又遇上抗日战争，原来所处的生存夹缝扩大，外力的影响更加重要，这方面也有学者做专门研究。

　　就土地问题来说，中共在抗日期间的减租减息政策比大规模土改效果要好。但现有资料也表明，抗战前期中共并未能有效贯彻减租减息，更重要的是“合理负担”。因为当时把根据地的赋税放到了地主富农头上，很难再要求他们减租减息。到抗战后期，地主富农已难以为继，边区政府要求扩大负担比率到覆盖80％以上人口，这时为了补偿普通农民，才开始真正推行减租减息。但这时地主富农土地已经大幅减少。

　　可以看出，相比于地租负担，更重要的始终是国家税赋。对中国农民生存空间的挤压，更多来自于国家。

　　袁凌：在与国民党的角力中，中共毕竟成为了胜利者。有人认为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是基层涣散，依赖土豪劣绅，放大了国家对农民的压榨。共产党在这方面，是否有胜过对手之处？

　　黄道炫：清代以降，面对外力促迫，中国政治经济急剧转型，但社会重组一直滞后。民国之后，旧的社会组织体系瓦解，基层处于溃败状态，国民政府也没有表现出重组的能力和意愿，只能依赖腐朽的乡绅阶级，社会腐败放大了官民矛盾。

　　共产党的组织体系要严密得多，1927年之后，共产党由志愿者的结合变成了纪律严峻的政党，对基层政权的建构和控制能力也达到了极致，同时依然保持着理想感召，也就是国民党所说的“国际 性和进步的伎俩”。因此可以发动大规模的社会改造运动，造成民众参与的气象，带给农民尊严和身份感，拥有远为强大的动员能力，这是国民党望尘莫及的。这可以说是中共胜出的一个因素，当然也不能就此说“必然”会胜利。

　　袁凌：但从苏区的经验可以看出，严密的组织纪律和强大的基层控制能力，也是一把双刃剑，在体现出强大动员能力的同时，也在向官僚系统演变，趋向德热拉斯说的“新阶级”。

　　黄道炫：苏区庞大的组织系统和基层政权，带来了过多的脱产人员，导致机构臃肿、严重超编、人浮于事，这是造成财政困难、民众负担沉重的主要原因之一。1933年，苏维埃维持运转的行政费用在600万元以上。到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苏区脱产、半脱产人员总数达到三四十万人，平均八个人就要负担一个“干部”。

　　膨胀的机构寻求部门和个人利益，借助合作社运动垄断贸易，寻求超额利润，发生了贪污腐败。党主导下的基层选举，并不能真正起到监督之效。这里面确实含有一个悖论：具有强大动员力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在日常状态下却会迅速走向官僚化和腐败，出现所谓“新阶级”，走到了当初阶级斗争理想的反面。

　　中国革命是理想主义的政治运动，国共双方皆如此。但进入现实的场域后，都要服从政权的生存需求。充满理想色彩的“土地革命”，也终将落下帷幕，演变为今天的“三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