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田主的负担如此沉重，土地的吸引力何来？分田地的号召，能够发动群众吗？

　　黄道炫：土地革命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分田固然对以地为生的农民具有一定吸引力，但现实中一般是从打土豪发动起来的，就是分财产拿东西，废除债务。苏区的理论刊物公开要求，分田之先必须散发财物，用衣物、谷、米、猪肉启发群众的斗争觉悟，加深群众对分田的要求与认识。从苏区实际看，分地时农民往往虚与委蛇，分了东西，阶级斗争才发动起来。从苏区到三年内战时期再到1949年的土改，分浮财一直是重要经验。

　　此外，苏区分地的一个主要对象是公田。公田原来没有明确的田主，分起来顾虑不大，可以当做现成的社会福利发放。实际上，江西和福建等地发达的公田，成为这里土地革命顺利展开的重要因素。

　　袁凌：公田的比例相当高，它的性质，可以视为被地主把持吗？

　　黄道炫：在宗族社会发达的中国南方，公田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它作为家族的公共田产，更具福利性质，满足的是救济灾荒、抚恤孤寡、上学祭祀的需要，不少采用轮流耕作制，并不能简单地用阶级观点，视作地主把持。

　　推翻地主不等于翻身

　　袁凌：苏区农民分得土地之后，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吗？摆脱了繁重的地租，他们的税费负担是否大为减轻？

　　黄道炫：农民所得并非那样神奇。分浮财是暂时的，且在分割中社会积蓄遭到了破坏。分得土地之后，虽然不用交租，但苏维埃政权和军队的负担也非常沉重。由于苏区要在持续的战争压力下生存，人力物力有限，财政征税力度逐年加大，在税赋之外发行公债，摊到公众头上负担加倍。

　　苏维埃还经常向农民借粮，1934年中央苏区借谷近百万担，农民负担达到国统区三倍的程度。此外还要时常慰劳军队。苏区失败后《申报》记者进行的调查中，有的农民感叹“分田事与愿违”，这应该说是苏区兴衰中农民的真实感受。

　　袁凌：农民得到了土地，是否生产积极性高涨，带来了粮食产量的大幅提高？

　　黄道炫：分地和增产也没有必然联系。现实的情况是，土地革命的头两年，苏区产量出现大幅度下降，普遍闹粮荒。

　　农民分得了土地，积极性固然可能上升，但本身的生产能力不够，打倒地主富农的过程，含有破坏生产力的性质。小块土地的农户一时赶不上地主和富农的大生产力量。由于废除债务，借贷关系被破坏，农民也无处借款。产权关系被破坏，农民“吃完再共产”的思想也因此滋生。加上扩大红军导致劳力缺乏，造成了苏区生产下降的现实。

　　袁凌：这和中共此前对土地革命的预期是不一致的，当时怎样应对这一局面？

　　黄道炫：当时中共的反应是认为土地革命不够彻底，漏划了大量的地主富农，农民还没有真正翻身，因此开展了查田运动。这和以后三年内战时期的土改模式是一致的，当理想和现实出现距离，就认为是运动还不彻底的缘故。

　　查田运动的结果是错划了大量的地主富农。根据毛泽东上世纪30年代初的调查，当时苏区人均拥有6担－10担谷田仅为够吃的标准。而按查田运动标准，人均拥有9担田、每年尚需租地耕种的家庭也被划为地主，当时有党员干部抱怨“将来有一碗饭吃的人都会被打为地主”。

　　农村的土地租佃和雇工关系犬牙交错，一些缺乏劳力而雇人耕种的农户也被划为地主，甚至有红军家属因请人耕种被定为地主，也有查七代有剥削而被定为地主的。查田运动打击了刚刚开始恢复的生产力，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苏区失败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