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热情鼓励青年参加农村、边疆建设，妥善处理知青回城问题。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团中央和省市团委曾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组织部分城市青年到农村、边疆垦荒。这既是建设新农村、支援边疆地区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解决部分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这些青年在农村、边疆艰苦奋斗，为加强农业第一线、巩固边防作出了贡献。其中出现了大量先进人物，如邢燕子、徐建春、侯隽、董加耕、鱼珊玲，等等，以及先进集体如北京青年的黑龙江垦荒队、上海青年在江西德安建立的共青社、温州青年在大陈岛建立的志愿垦荒队，等等。尽管在安置工作中有不少缺点，但其方向是正确的。胡耀邦一贯热情支持、鼓励这些在农村、边疆艰苦奋斗的青年。1978年9月，江西共青垦殖场的团代表到北京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代表大会，胡耀邦在听取共青垦殖场代表的汇报后，欣然命笔题写“共青垦殖场”。1984年12月12日，已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百忙之中再临共青城。他漫步街头，留下一路欢声笑语。他登高俯瞰，凭栏远眺，与人攀谈，与老垦荒队员合影，并根据他们的要求，欣然命笔，题名“共青城”。1985年10月15日共青垦殖场建场三十周年时，胡耀邦又给共青垦殖场的新老建设者们发来了热情洋溢和寄予殷切希望的贺信，信中说：“今天，在我们党领导十亿人民进行改变自己命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仍然需要大力发扬你们这种极可贵的垦荒精神。一切有理想、有抱负、有出息的当代中国青年，都应该从你们的奋斗历程中悟出一个不朽的真理：中国青年的光明前途要自己用双手去开辟。让我们继往开来，再展宏图，一往无前地为共产主义壮丽事业英勇奋斗。祝共青城的创业者们继续奋发进取，建功立业。”〔26〕对“文化大革命”前支农支边的青年，胡耀邦总的是鼓励他们继续奋斗，建设祖国的边疆和新农村。当然，他也指出对安置工作中的缺点要努力加以克服，有些确有实际困难的也要实事求是地予以解决。

　　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是在国家经济文化教育事业遭到大破坏、城镇青年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既不为大多数青年和他们的家长欢迎，也不为大多数农村欢迎。“文化大革命”后近一千万知青要求回城。党中央经过研究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解决问题。胡耀邦对“文化大革命”中动员知青“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做法早有看法。1978年4月4日，他对中央党校同志讲：“现在全世界都从农村吸引人到城市，只有我们从城市到农村，这是暂时的还是长久的？到农村去搞饭吃，现在城市有许多事情要做，一是服务，二是建筑。现在洗澡、理发、交通都紧张，不搞这些，而到农村去搞饭吃，这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要下乡，下乡还要插队，才是马克思主义，太片面了。”〔27〕1979年5月8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时说，要把让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种地的办法改过来，要用其所长，不要强其所难。过去的办法是一举两害，现在要一举两得。〔28〕胡耀邦在这里讲的“一举两害”，显然是指既不利于青年又不利于国家，“一举两得”是指既要有利于青年个人的发展，又要有利于国家的建设。邓小平、李先念等领导同志对解决“上山下乡”知青问题也作了指示。在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各级党和政府、人民团体的共同努力下，知青返城问题终于大体上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大部分“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知青回到了城市，也有一部分已在当地参加工作、成家立业的青年留了下来与当地人民一起共同奋斗。

　　六、高度重视解决青年就业问题

　　大批知青返城后城镇青年的就业问题突出。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社会安定团结的大问题。胡耀邦高度重视这个问题。1979年6月他对他儿子胡德平说：我今年下半年就抓两件事，一是抓轻工生产；二是抓750万青年的就业问题。〔29〕一段时间里他把解决城镇青年就业问题作为他的工作重点之一，采取了不少措施。

　　第一，他强调要正视青年的就业问题。当时在报刊宣传上，仍把“失业”称为“待业”。对此，他非常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必要掩盖社会矛盾，自欺欺人，他说：“要着重谈一个问题，把城市几百万待业青年安排好。我们用‘待业’两个字，外国人说他们本来是失业……要把问题说到家。”〔30〕

　　第二，他把青年就业问题与四个现代化中国营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用工流向、社会总劳力在国民经济生产各部类重新分配、广开就业门路和支持青年人搞活经营、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各自优势比较等问题联系起来，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战略上进行研究、思考，从而为解决青年就业问题开拓了广阔的空间。〔31〕

　　第三，他重视抓安排青年就业的成功经验并加以推广，如湖南省湘潭市红旗和先锋两个知青综合场的经验、北京广开门路特别是发展服务业安排青年就业的经验。他还亲自去考察过天安门广场观礼台下为知青开辟的营业点。

　　第四，他强调要教育青年在就业问题上摆脱过时的观念，树立正确的观念。1983年8月30日上午，在会见全国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安置城镇青年就业先进表彰大会代表时，胡耀邦作了题为《怎样划分光彩和不光彩》的重要讲话。他说，现在社会上还有一些陈腐观念，妨碍着我们前进。在社会舆论中，有些是非标准还不很明确。例如，谁光彩，谁不光彩，怎样区分光彩和不光彩，就不很清楚。到处碰到这样情况，到全民所有制光彩，到集体所有制不大光彩，搞个体的就很不光彩，找对象都困难。还说什么，当干部光彩，没当干部就不光彩；上了大学光彩，没上大学就不光彩，等等。光彩与不光彩，究竟用什么标准来划分？这个问题如果弄不清楚，并且不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有些是非好坏就分不清楚，就会阻碍我们更好地前进。他说，究竟谁光彩呢？必须有个明确的标准。凡是辛勤劳动，为国家为人民作了贡献的都是光彩的。那些在困难危险的环境下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同志们最光彩。那些同犯罪分子拚搏，克服技术困难、材料困难，自力更生打开局面，作出成绩的同志们最光彩。什么是不光彩的，什么是最不光彩的？好逸恶劳不光彩，违反劳动织律不光彩，违法乱纪最不光彩。我们必须把陈腐的观念清除掉，代之以正确的观念。〔32〕

　　青年就业问题是胡耀邦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参与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社会效果是很好的。改革开放初期青年积极性较高，与就业问题的解决是密切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