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正确对待、处理青年诉求和青年群体事件

　　1978年冬、1979春，正当党和国家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转移的历史转折关头，“文化大革命”中积累起来的青年问题突然爆发。其中最突出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大量要求回城，部分“文化大革命”前支农支边的青年受到影响也要求回城，形成了一股“返城风”，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卧轨、阻拦交通等极端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与此同时，北京、上海等地又出现了群众自发的政治集会、论坛和组织，如北京的“西单墙”、上海人民广场的“民主论坛”等。一些年轻人用“文化大革命”中学会的“四大武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发表他们的政见，提出他们的诉求。其中有不少意见值得执政党重视研究和反思，但也有一些过激甚至极端言论。这样，如何正确对待、处理青年诉求和青年群体事件，就成为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保证党和国家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重要任务。胡耀邦在中央集体的支持下，为正确、妥善处理青年诉求和群体事件作了大量工作。

　　首先，胡耀邦强调要正确看待青年的诉求和群体事件。当时有些同志把青年闹事看得非常严重，一些人甚至藉此攻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其后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胡耀邦怀着莫大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勇气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非常精辟的意见。他指出，青年总的思想倾向是好的，是要搞四个现代化的。上访的人多数是有委曲、有冤屈的，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九的人要求是合理的。这是主流。我们工作没有做好，使他们吃了苦头，要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但是否也有那么千分之一、万分之几的人，他们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妥当的。有的举大标语游行，提出“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自由”，和外国人挂钩，一谈四个小时。他把这些有错误思想的人称为“民主个人主义者”，并指出其主要表现是：一是离开宪法的基本原则、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讲民主自由。宪法的个别条文，不是不可以修改。但是，诸如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要搞社会主义、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等等，这些基本原则不能违背。这些人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要民主，要自由，这就不对了。二是离开发展生产搞改善生活。三是离开人民的整体利益去搞个人利益。四是离开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搞思想解放。〔22〕胡耀邦在这里既肯定了青年的主流，指出上访者的诉求绝大部分是合理的，要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又指出少数青年中的错误倾向，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指导等基本原则，这与稍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一致的。

　　其次，胡耀邦强调对青年群体事件要采取疏导的方针，不能采取压制的态度。要切实加强党政机关的群众来信来访工作，热情接待上访群众；对一些极端言论和行为不要怕，要多做工作，正面教育，以理服人。有三条一定要坚持：一是不要随便抓人，二是不要随便点名批判，三是不要乱打棍子。〔23〕1989年3月26日胡耀邦逝世前不久，在与张黎群、陈沂谈青少年教育问题时还强调：“周恩来总理讲，谁掌握青年，谁就掌握未来。我们必须对青年采取正确的态度。青少年处于成长的过程中，他们在动态中成长，血气方刚，天性好动。青年人上上街，说说怪话，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要善于引导和教育，而不能压制和禁锢。历史上没有哪一个统治阶级是被学生推翻的。毛主席说过：镇压学生没有好下场。这句话还是对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们这么一个先进的党，决不能把青少年当敌人对待。当然，‘文化大革命’造反的也是年轻人，那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主要问题不在青年身上。青年中也有害群之马，那是极个别的，不能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啊。”〔24〕

　　再次，胡耀邦强调处理群体事件一定要深入第一线面向青年做工作。他曾要人民日报社派出几位可靠的同志深入到几个群众自发组织的内部去，引导、教育他们不要误入歧途，同时对一些用心不良的人进行分化瓦解工作。他还亲自听这些同志的汇报，进行指导。他在1979年2月团中央召开的团省市书记会议上充分肯定了上海团市委干部深入到人民广场“民主论坛”的青年和要求回乡的知青中直接做工作的经验，要求各团省市委都这样做。〔25〕他还主张搞一些讨论会、讲座，请大学、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学者作报告，并吸收那些“民主墙”的青年参加，讨论民主问题。他还亲自找一些青年中的代表人物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