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行：当时也给他看了不少，比如说武汉长江大桥刚刚在造，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当时第一，长江上面造大桥了，刚刚你说打完仗，朝鲜战争打完，1953年打完仗，1957就开始造（大桥），造好了，快造好了。这种兴奋，对于他们多少年来，就是说，我应该说从，从清朝到五四、一直到抗战，应该说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希望中国好，终于看到有这个感觉。

　　解说：这个自称既不反共”也不亲共”，而是力求“知共”的曹聚仁，将自己的一系列游历大陆乐得见闻，写入他的“北行”系列中，成为那个年代深入报道，大陆社会巨变的第一个手历史文献，而此时曹聚仁对于中共政权的知识，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曹雷：后来到了北京的时候，有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他曾经跟毛泽东说过，他说我看，我觉着我愿意放弃自由主义的立场，结果毛泽动在送他出去上汽车的时候，说了一句，“我说你还是自由主义一点好”，居然讲了这样的话。

　　解说：但是就在1958年夏，台海局势突然紧张起来，在此期间，曹聚仁频繁往返于京港之间。根据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回忆，当时毛泽东是让曹聚仁，尽快将进门炮制的底细，设法传递给蒋氏父子，但是曹聚仁当时无法与蒋经国直接联系。

　　曹景行：八二三炮战的时候，稿子是电报发的，他拿到了以后到底怎么办，结果说，他自己想了，就郭宗曦的名字，自己的信，用这个假名的就发了。

　　解说：本报驻香港记者郭宗曦24日专讯，据此间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北京20日中止停火，是针对社勒斯东来的一种表示。据云，前此之宣布停火命令，及20日的中止停火命令，虽用国防部长彭德怀名誉颁布，但军是出自毛泽东之手笔。其主要用意，是在暗示台湾海峡问题，由北京与台湾自己处理，可能产生和平有效的结果，任何外人的干预，将使局势陷于僵持。曹聚仁把炮战的消息，抢先发表在报纸上，本是犯了密使的大忌，但是中共对此并无异议。

　　然而，一个月后，曹聚仁又再一次化名“郭宗曦”，在《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的前一天，就在《南洋商报》上发表了，“国共双方酝酿直接谈判”的独家报道。毛泽东对此非常生气，他曾写心给周恩来，说“曹聚仁到冷他几天，不要立即谈，我是否见他，待酌”。就在炮击金门后的第二年，周恩来在北京接见曹聚仁时，也批评他“不应将解放军停轰金门、马祖的新闻卖给《南洋商报》”，这也是曹聚仁的名字，最后一次在《周恩来年谱》里出现。

　　1959年11月以后，曹聚仁再也没有回过大陆，此时在香港，他一直供职的《循环日报》停刊，《南洋商报》也因为形势变化，解聘了他。

　　鲍耀明：他是凭稿费生活，他虽然写，写很多文章，不过也，有生活很多地方，他不够钱用，所以每一个礼拜，他到创垦（出版社）的时候，他就来找我，差不多那个时候他没有生病的时候，他向我怎么样呢。后来我们相熟了，他知道我经济比较好，都是说“鲍先生可以不可以给我掉票”，他写张（欠条），我就把现金支票给他。曹聚仁住在大坑道，现在大坑道25号4楼天台，不是普通的，就是天台啊，租个棚，盖一个棚就住在里面，很多书，我去过几次，可是平时啊，除了佣人替他弄饭，洗衣服之外，很多事情都是自己做的。

　　解说：1960年代，随着大陆证据动荡不安，两岸和谈的热线早已经冷了下来，晚年的曹聚仁在香港缠绵病榻。但为了生计，不得不继续写作。

　　也斯：他能写作，写作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那么他当然也有政治的想法，也许他想国共怎么怎么的那个想法，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现实，他不一定能参与政治啊等等。

　　曹雷：最后是在躺在病床上，悬手腕儿而坐，那个板，就躺那，就这么在写，因为他不知道哪里有癌细胞，原来在哪里有癌症，转到骨头里去了，11节脊椎骨都癌变了，所以他就根本连坐都坐不起来。

　　解说：1972年4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病重的曹聚仁从香港移居澳门，6月周恩来特批曹聚仁的妻子邓坷芸，前往澳门。

　　曹景行：去世一个多月，安排她到澳门，去，去看我父亲，照料我父亲，事先都没通知我父亲，我妈妈进去的时候，我父亲呆住了，哗的眼泪留下来，那个时候，最后一个多月，就是我妈妈在我父亲身边。

　　解说：也就在这一次，在两岸和谈的舞台上，沉积寂了将近13年的曹聚仁，突然对妻子邓坷芸说，自己曾去过台湾。

　　曹雷：坐船去的，在海上小船，完了在海上有一个大船上等着，他上了大船，大船就在左营，完了从左营那边，后来就到日月潭。在日月潭呢曾经跟那个老蒋小蒋都见过，小蒋带着他，到，跟老蒋都见过面，还谈到个人的孩子。蒋经国就觉得他的孩子没有教育好，我爸爸呢倒还是很骄傲的说，那个时候就我大弟弟不是到工厂去嘛，我弟弟下乡去了。他说我到觉得当农民挺好，走这种路挺好，他还觉着很骄傲的。后来妈妈回来说，她说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就是这么聊啊，什么到那儿去，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这是他做梦啊她说，她说我都，我都吃不准。

　　解说：一个月后，曹聚仁客死异乡，终年72岁，周恩来为他盖棺定论，“爱国人士”，并委托当时香港大公报社社长费彝民。在澳门为曹聚仁举行公祭，但是有关他所谓的两岸密使身份，和日月潭密会，在身后却仍然争论不休。台湾熟知蒋经国脾性的人就曾说过，蒋氏做事从不留片纸只字。因此曹聚仁与蒋经国最后二十年，到底有怎样的交往，或者尚需等待两岸档案解密，又或许只能是永久之迷。而后人也只能曹聚仁生前给女儿的信中，对他晚年守在香港，等候“吩咐”的一番苦心，看的一二。

　　曹雷：19年前，我应不应到海外来闯天下，在当时，你妈真有千个万个不情愿，但这一家的担子谁来挑呢，我不能说一句空口漂亮话，我说大家一起挨苦就是了，我咬下牙关，决定到海外来做事，找钱养家，闷声不响，自己多吃点苦。那时你们年轻是不懂这个番道理的，别人以为我到了海外，一定会远走向高飞去了，我一心向往北京，而且慢慢走上为祖国效力的路子，和别人的想法绝不相同，我的文章，在海外造成了权威地位。这便是我生存下来的基本条件，社会革命乃是我们年轻的理想，我为祖国效力，也就实现我的理想。

　　曾子墨：1978年4月，香港的《七十年代》杂志刊文，对“日月潭密会”有了更加细致的描述，不仅将会面时间精确到1965年7月20日，而且说曹聚仁当时力劝蒋氏父子“国共再携手，一笑泯恩仇”。还达成了一个“六项和谈条件”，对台湾回归后的政权交接和人事安排，多有涉及。如果历史真能按照这个轨迹前行，不知道曹聚仁是否能在生前，看到祖国统一的圆满结果。在近世中国，最是文人不自由的时代，曹聚仁曾坚守着“自由”的旗帜，旁观革命，而在国家需要他的时候，又为谋求国家的和平统一尽心竭力。说他是反动文化人也好，统战分子也罢，曹聚仁自己早就说过，“知我罪我，我都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