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鲁迅与盐谷曾有来往，但并不密切。他们自1926年开始通信，1928年在内山书店曾偶然会面，但盐谷从没有发表过鲁迅“剽窃”或“抄袭”他的言论。那么，他是不是没有看到鲁著《史略》？事实是，盐谷看过。

　　1930年北新书局出了一本汪馥泉译的《中国文学研究译丛》，其中收录了盐谷氏的《关于明代小说“三言”》一文，文中说：“我前学年度在大学里讲中国小说史……看到从前著《宋元戏曲史》的王国维氏及近来著《中国小说史略》的北京大学鲁迅氏（周树人）等未曾见过的书籍，现在日本存在着……”当事人自己亲自看过，并没有剽窃的疑问，反倒是无关之人热情高涨，世间真是不乏怪事。

　　盐谷不但看过《史略》，而且还曾用作自己授课的教材，1997年8月举行的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一份报告中介绍了日本红学家松枝茂夫的经历：

　　“到东京后进入东京帝大，投入盐谷教授的门下……在这最后一年，盐谷教授讲授了鲁迅的《小说史略》一年，松枝出席听讲，在讲授结束的二月份，出席者签名留念时，松枝也签了名。这本原书现存于天理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节山文库中。盐谷对《史略》的成就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并把它当做教材使用。”这又与手稿中的部分内容有一种契合。

　　许广平眼中的“兄弟失和”

　　关于周氏兄弟的反目，从1923年8月开始，社会上就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猜疑：有人说是鲁迅趁周作人不在，调戏弟媳，遭到羽太信子的拒绝后，兄弟失和；也有人说周氏兄弟因为文化上的观点不同，再加上羽太信子的从中挑拨，造成了那样的结果；还有学者考证，鲁迅对日本弟媳持家的“暴发户”行为极为不满，二人因为家里时常入不敷出产生矛盾，终于反目，而周作人只是附和妻子罢了。诸如此类，让世人好奇不已。

　　在手稿中，是这样描述的：

　　家内人不断的大小轻重的生病，都常常要请医生到来，鲁迅就忙着应付这些差事。从没有计算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那么他们每月收入有六百上下（鲁迅三百，周作人二百四十），稿费在外，都哪里去了呢？鲁迅说：“她们一有钱又往日本商店去买东西去了，不管是否急需，都买它一大批，食的、用的、玩的，从腌罗卜到玩具，所以很快就花光了。又诉说没有钱用了，又得借债度日。”

　　可解答一部分人的意见，以为他们兄弟不和之原因所在，是物质关系。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初时每月工资不欠，比周作人还多，又忠心耿耿的全部交出，兼以向朋友告贷，这样的人，在家内开支是一个得力助手，要得的。后来开始欠薪，加以干涉到人事方面，就妨害了主人的权威，讨厌起来了。鲁迅还经常借债维持整个大家庭的开支，如果节约一些，不是免得多向外借一些吗？有时借款是辗转托之他人，向银行纳高利贷来的。

　　鲁迅除了负担八道湾绝大部分家用之外，连日本人信子的父亲羽太家：每月家用的接济，儿子重久三次到中国和在日本不时的需索以及军营的所需费用，及第三个女儿福子的学费，也都是由鲁迅每月收到工资，即行汇出的。后来鲁迅被赶出八道湾之后，常常感叹地说：“我幸亏被八道湾赶出，生活才得有预算，也比较的不愁生活了。”对照以往生活的紧张情况，后来可以量入为出，也可以接济一些急需求学的青年，可说利用资财得更有意义了。

　　兄弟二人反目后，对失和的原因都讳莫如深，而鲁迅还是一直关心着周作人。1925年10月12日的《京报》副刊上，周作人翻译了一首诗歌：《伤逝》，文章特意标出，这是诗人悼其兄弟之作。21日，鲁迅用抒情式的语言写了他唯一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标题正是《伤逝》。两个星期后，他又写了小说《弟兄》，内容是张沛君照看生病的弟弟靖甫的故事。许寿裳在《关于〈弟兄〉》中指出，“这篇写张沛君为了兄弟患病，四处寻医，种种忧虑奔走的情形，大部分是鲁迅自身经历的事实”。“鲁迅通过小说，是向周作人伸出热情的手，表示周作人如有急难，他还愿意像当年周作人患病时那样救济。” 周建人后来在书中这样写道。与周作人的关系成为鲁迅始终惦记的一件事。

　　1935年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候，鲁迅还让三弟周建人转告作人：“遇到抗日救国这类重大事件，切不可过于退后。”对于他的创作，鲁迅也每每说“周作人的文章是可以读读的。”每逢周作人有新作品产生，出版了，他必定托人买来细读一遍。兄弟虽然反目成仇，但骨肉之情终究难以割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