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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扰终生的“剽窃门”公案 生活中以幽默浪漫示人的鲁迅，在学术上却是异常严谨的，有一件陈年旧事一直是鲁迅心中难以拔掉的那根刺，一直到死，他也没能释怀。这件事就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剽窃”事件。 近日，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读书》杂志前任主编汪晖写于20多年前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被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指存在多处抄袭。此事的个中曲直我们暂且不论，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汪晖研究对象的“鲁迅”，也曾陷入“剽窃门”丑闻中。 新出版的手稿中有这样一段话，鲁迅日记中在1931年7月11日写着那么简单的几个字，“为增田君讲《中国小说史略》毕。……增田君原是从日本盐谷温先生那里学过《中国小说史略》的，根据他的证明，益信盐谷的教材取自鲁迅，而不是如当时一些中国无聊文人所说：是鲁迅盗窃他的了。 此段文字正是为了澄清一桩指责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涉嫌抄袭日本教授盐谷温作品的公案。 “剽窃门”事件的关键人物是被称为中国闺秀派代表作家的凌叔华。 1925年10月1日，《晨报副刊》在报头用了一幅敞胸半裸的西洋女人黑白画像，无署名，主编徐志摩也未声明画的来源，只是在同日刊载的凌叔华所作小说《中秋晚》后的附记中，顺便说“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都是凌女士的”。10月8日，《京报副刊》上登载了署名重余的文章，指出该画是剽窃英国画家比亚兹莱的。另一件事是， 11月7日，《现代评论》又发表了凌叔华的小说《花之寺》，14日《京报副刊》出现了署名晨牧文章，暗指《花之寺》是抄袭契诃夫的小说。此时，因在“女师大风潮”中与鲁迅有了过节的《现代评论》主编陈西滢，与凌叔华正在热恋当中，便开始疑心这两篇文章都是鲁迅所作，目的是屡屡使他们难堪。 于是不久后，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题为《闲话》的文章说：“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躯，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吗?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开罪‘思想界的权威’。”所谓“思想界的权威”，是当时某些人送给鲁迅的“封号”。 不出十天，他又写了《西滢致志摩》一文在《晨报副刊》上公开发表，其中攻击鲁迅说：“他常常挖苦别人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地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地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西滢致志摩》是1月30日登出来的，2月1日鲁迅便写出了他在这次论战中最长的、也是最尖锐的一篇文章，你的不是信吗，我的就叫《不是信》。在这篇长达8000字的文章中，鲁迅说，“这‘流言’早听到过了；后来见于《闲话》，说是‘整大本的剽窃’，但不直指我，而同时有些人的口头上，却相传是指我的《中国小说史略》。这回那罪名却改为‘做你自己的蓝本’了，比先前轻得多，仿佛比自谦为‘一言半语’的‘冷箭’钝了一点似的。” 对于抄袭的指责，鲁迅也做了回应，“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就是根据它，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都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 “鲁迅终身不能忘此仇恨” 直到将近十年之后，鲁迅依然对此事耿耿于怀，1935年12月，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里再次旧事重提： 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我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陈西滢并没有就此应答，1936年，还是由胡适出面为陈西滢作解释。胡适在写给苏雪林后来又公开发表的一封信中道：“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陈西滢）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温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然而这时，鲁迅已经去世65天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