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细的史实考证

　　作者尽管沉潜于形上之思，寻觅对历史合情入理的诠释，力求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探究辛亥首义起承转合间透现的规律、提供的经验教训，然决不作空泛的高头讲章，一切皆寄寓于历史过程的叙述之中。

　　“历史”略分二义：历史实际过程，可谓之“历史1”；对历史过程的记述与诠释，可谓之“历史2”，该书当属“历史2”，但意在逼近“历史1”，故以载记、考证为主务。为了强调考证历史细节的重要性，作者在导言中甚至写下了如下警策性的话语：“如果说，新闻摄影师的座右铭是：‘假若你拍摄得不够真切，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那么，历史学者也应当这样自励：‘如果历史真相还模糊不清，是因为你考证不够翔实’。”辛亥首义虽去古未远，然事机繁复，当事人的回忆即莫衷一是，史籍记述更多有歧义。就连辛亥首义亲历者蔡寄鸥在写《鄂州血史》时，也有歧路亡羊之慨。这既为今天的著述增加难度，也平添了探索的乐趣。该书在把握辛亥首义的基本走势的同时，对切关宏旨的历史细节，于钩沉史料间用心辨析，以求去伪存真。该书中对辛亥首义史实考订有几十处之多，这里仅选几例实证分析。

　　1、“第一枪”的原生态。关于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由谁打响，长期以来的流行说是：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由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以下简称“工八营”）革命党代表熊秉坤打响。此说有孙中山《建国方略》的相关论述为“权威根据”，并得到熊秉坤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六年代多篇回忆录佐证，因而各种辛亥革命史论著均依此说。然而冯天瑜通过长期的研究，却发现此说情形颇有可疑之处。该书遂将此事作为考据学的一个案例，采用内证与外证相结合的方法，仔细推演两个源头史料记载（作者称为“兄弟证”）及熊秉坤本人前后记载的不同，进行专题考证。认为熊秉坤于辛亥首义后一年间所提供的四份材料，关于工八营发难过程的记述完全一致：金兆龙与排长扭打，程正瀛开枪击毙陶启胜，此即10月10日傍晚打响的“笫一枪”。与此同时，笔者亲阅过现存于湖北省博物馆的熊氏手书《熊秉坤传略》，也没有他打响“第一枪”的记述。另外，工八营发难现场见证人朱思武，于10月11日凌晨对胡石庵陈述的工八营发难经过，提到最先与清方军官扭打并枪击者，是金兆龙、程正瀛等，没有提及熊秉坤，这与熊氏本人早年的文字记载完全吻合。

　　从史源学角度论之，熊秉坤撰于早年的材料真实可靠，又有工八营发难参与者朱思武当时的陈述与之相佐证，故应当肯认，打响首义第一枪的是共进会员、士兵程定国（正瀛）而不是熊秉坤。诚然，熊秉坤是工八营革命党人代表，是发难过程的重要组织者，虽非由其打响第一枪，然而对首义贡献甚大，理应认作辛亥武昌起义发难单位的代表人物，堪称辛亥首义彪炳千秋之功臣。

　　2、黎氏出任都督真相。关于黎元洪这样一个半新半旧、充满矛盾的清军“南洋名将”，为什么被推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在咨议局10月11日联席会上，起义军人与汤化龙、胡瑞霖等咨议局人士，为何不约而同地推黎督鄂？过去都认为这是在事起仓促的“偶然机遇”下出现的戏剧性结果。该书认为，武昌起义猝然爆发，革命领导者或阻隔于汉口（如刘公）、或伤（如孙武）、或牺牲（如刘复基），而孙中山、黄兴等全国性革命领袖又远在国外或香港，起义者处于“群龙无首”状态，这种带有很大偶然性的特殊形势，当然是黎元洪出任都督的重要原因。但是，黎元洪出任都督，又并非纯属临时动议。根据首义人士万迪庥、胡祖舜，以及孙武的回忆，早在起义之前的几个月中，文学社与共进会两大革命团体在议论起义后的都督人选时，出于借助有名望的“汉官”“号召天下”的策略考虑，曾先后多次考虑过黎元洪。

　　3、谋略处的研判。湖北军政府成立初期，是否曾经有过一个叫谋略处的军事指挥机构？原来的有关著作都持肯定态度。1980年代初，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文献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之名，由湖北人民出版社相继印行，记述辛亥首义及湖北军政府的档案文件和当事人1912年左右写的回忆录得以公布。有学者发现，洋洋百万言的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文献，没有关于“谋略处”的直接记述，便据此认为“谋略处”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所谓“谋略处”，是某些当事人对参谋部的误记。另有学者则依据首义志士吴醒汉等湖北军政府当事人的早期记述，并参酌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文献，认为不可否定“谋略处”的存在及其历史功能。那么，究竟有没有谋略处这个机构？该书作者并未在现有两种观点之间简单取舍，而是依据原始资料进行独立考辨。作者依据吴醒汉的《武昌起义三日记》，参酌查光佛的《武汉阳秋》、居正的《辛亥札记》、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李西屏《武昌首义纪事》、张文鼎《炮八标起义经过与汉口战役》所载，认为“谋略处”其名是否实有，未获直接文献证实，应该打上问号；其为“临时性的最高革命权力机关”之说也有夸张之嫌，然而此一机构在10月11日至17日发挥“谋略”军政要务的作用，则被多位首义参加者、军政府当事人的追忆文字所确认。

　　4、“床下都督”查无实据。黎元洪为“床下都督”之说，民国初年曾经哄传一时，作者通过多种史料考订，认为此说是事出有因，但查无实据。

　　作者在对以往关于黎氏的种种传说加以辨析后，对黎氏给予公允的评断：综观全体，步履蹒跚、充满矛盾性的黎元洪，在辛亥首义及民国建政中的积极贡献和消极作用皆不可小视。黎元洪在中国历史大转折的关头所表现出来的情态：彷徨犹豫、退二进三、终于守住共和底线，真实而生动地浓缩了一个数千年古国由专制通往民主的路途的曲折坎坷。这是公允的历史主义结论。

　　真正让“床下都督”广为传播者，源自1912年8月“张振武案”后，武汉地区爆发的一场新闻讽刺小说之战——马野马撰《“床下英雄”传》与蔡寄鸥之《“新空城计”传奇》，在《震旦民报》上的连载。

　　5、清帝逊位诏书的拟定。以往的载记称清帝退位诏书，是胡汉民请张謇拟就，电袁世凯发布。该书作者披阅近年出版的《赵凤昌藏札》，发现退位诏书的起草者是袁世凯的洪姨太的弟弟洪述祖，洪述祖拟出初稿，经张謇修订，然后由袁世凯以内阁总理大臣领衔颁发。胡汉民在张謇处得见诏书，大加称赞，而并非如原来认为的那样，由胡汉民请张謇草拟。

　　6、中华革命党的创建时间。中华革命党是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亲手创办的一个革命组织，在孙中山革命生涯及辛亥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过去史学界一致认为它是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期间在东京首次创建的。该书在相关章节不仅注明孙中山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先后两次组建中华革命党，而且就孙中山辛亥革命前组建中华革命党的活动及其原因作了介绍，订正了以前的讹误。

　　生动传神的文笔

　　史著纪事载物，讲究规整严谨，不似历史小说及报告文学可以通过合理想象，将史籍缺载的故事情节描写得完整具体，生动传神。但历史著作绝不是呆板枯燥的代名词。司马迁《史记》既有“太史公曰”一类历史评论，也有如鸿门宴一类生动传神的情节描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成为历史著作的千古典范。

　　文学提供形象，史学提供事实，哲学昭示规律。年轻时就喜欢在文史哲知识海洋游泳的冯先生，在《辛亥首义史》中，追踪前贤，力戒文字枯燥呆滞，书中许多章节不乏精彩传神的过程刻画。例如导论对首义前夕氛围的渲染，以及对首义爆发情景的描绘，文字简明扼要，生动传神。尤其是第四章对武昌首义过程的记述，跌宕起伏，前后呼应，读来引人入胜。

　　大约在十多年前，《中国大趋势》的作者、美国人约翰·奈斯比特曾经俏皮地对中国人发话：“你们有很了不起的故事，但你们没有讲。”新出版的这部《辛亥首义史》，则用事实回答了奈斯比特的挑战性说法：包括辛亥首义在内的中国故事很了不起；中国人对故事的讲述也是精彩的，希望你们倾听。

　　历史总是在特定空间运行的，史学工作者不仅要有清晰的时间意识，还应当形成真切的空间意识，只有如此，才能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产生方位感、质地感和度量感，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才能立体地得以再现，“知人论世”，如亲临其境体察古事古人。《辛亥首义史》可谓一个成功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