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的全新意义在于：秦汉以来的多次农民起义及贵胄夺权，皆取乡村暴动或宫廷政变形式，以改朝换代为目标，新的王者黄袍加身，国体、政体却全无变更，君主专制一仍其旧；而武昌的新军起义，发生在近代文明（机器工业、铁路枢纽、航运中心、近代文教、洋操军队、新式传媒）及近代人群（工商资本家、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新军官兵）聚集的大都会，是一次大规模的近代城市起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权于斯建立，各省纷起景从响应，正所谓“武汉义旗天下应，推翻专制共和兴”。

　　武昌首义作为中国第一次成功的“城市起义”载入史册，昭显了近代城市文明的伟力。

　　冯天瑜先生曾在《〈封建〉考论》一书中，力驳泛化封建观，反对“封建”一词的滥用，认为中国秦汉至明清是宗法专制社会，政治体制是君主专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长期以来凡提到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其他的史书习惯称之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结束两千年封建帝制”，而《辛亥首义史》则改称为“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统治、结束两千年专制帝制”。这些提法，与孙中山等辛亥人士的论说相应，符合历史本真。

　　宏阔的学术视野

　　通览《辛亥首义史》，用大张大合的笔法，在对武昌首义的酝酿、发动过程详细记述的同时，将外界对武昌首义的联系及反应，包括湖北各州县、全国各省市对武昌首义的应援，清政府的应对措施及遇到的各种问题，立宪派及汉族官僚的态度，在华列强对武昌首义及民清双方的态度，都设有专门章节作了交代。该书之所以如此，不光是出于写作上的设局谋篇，而是源于更深层的历史观。

　　（一）历史合力论。辛亥首义并非天外来客，也不是圣贤的一动之念或阴谋家挑动的结果，而是近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得到相当积淀的产物，是历史运动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标示了奔往现代文明的不可逆转的去向。但历史的发展不是由一种力量推动的单向、直线式进程，而是如同恩格斯所说，是由“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产生出的“合力”作用的结果。辛亥首义当然是同盟会及其下属地区性团体共进会、文学社组织领导的，然而，辛亥首义爆发以及之后的走势，又决非单由革命党人所左右。通观辛亥首义及其演进与终局，是革命党人与立宪派、从清朝离析出来的汉官、袁世凯集团、清廷满洲亲贵、西方列强等几种力量相互博弈的产物，背后更受国内、国际局势所左右。湖北军政府的建立及运行，充满革命党人与汤化龙等立宪派、黎元洪等原军政官员彼此互动、角力的故事；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南北议和，及让权于袁世凯，更是全国范围内多种势力较量、组合的结果。

　　有鉴于此，作者认为，辛亥首义史理当详论革命党的组织活动、宣传活动及起义实践，但又不能仅仅局限于革命党活动方面。诸如作者通过述说革命党人与汤化龙等立宪派、黎元洪等原军政官员彼此互动、角力的真实故事：立宪派发动的保路风潮对辛亥首义爆发的重要助力；在首义战斗中，黎元洪等初作壁上观，继而走出前台附和革命，对于震慑清廷，号召天下，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历史合力”论在这里展示出雄辩的说服力。

　　除此之外，作者还将以往史书少有论及的人物，如曾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的赵凤昌及其密友庄蕴宽等江苏常州系人士的活动做了交代。因为这些人作为在野社会名流，原本与革命党人、立宪派、清朝汉官等各方面均有深度联系，辛亥首义爆发后，与闻军政机密，运筹帷幄，折冲樽俎，并与英、法、日、俄的驻华使团相沟通，成为南北和谈及国体政体设计的幕后策划者。赵凤昌所居沪上之惜阴堂，辛亥革命爆发后成为江浙沪集团与孙中山、黄兴、湖北军政府及袁世凯、冯国璋北洋势力，联络沟通的场所，赵凤昌被称为“民国产婆”、“山中宰相”，对辛亥革命的进程及民初政局具有重要影响。立宪运动是和平的改革运动，但它的发展，又与革命既相应和，又相抵牾，彼此于争夺中有合作。

　　（二）长时段论。以往的史书论及辛亥革命，大多视做1911—1912年间一个短期内发生的政治事件，视野失之狭窄。近二十年来，随着研究领域的有所拓展，其研究时段也不过十年左右时间（扩及到清末新政）。冯先生通过数十年的深入研究发现，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的代表学者布罗代尔提出的历史研究“时段”理论，即区分地理时间（长时段）、社会时间（中时段）、个体时间（短时段），又将三者分别称为“结构”（structures）、“局势”（conjunctures）和“事件”（evenements），主张重视地理时间（“结构”）、社会时间（“局势”）对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故他在治史的过程中，尤其是著述《辛亥首义史》，大胆运用了“时段”理论。

　　冯先生认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必须超越狭隘的政治史观，将视野投射到近代社会转型全貌，从结构、局势、事件的辩证关系探索这一历史事变的生成机制。不但要细致入微地梳理事件“短时段”剧变，还须追究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演化。研究辛亥首义史，要考察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汉口“开埠”以来，尤其是1889年张之洞总督两湖、主持“湖北新政”以来二十年间的社会变动，考察其兴实业、办文教、练新军等诸多近代化事业引起的经济、社会及观念形态的深刻演化；还要考察辛亥首义之后错综复杂的政情演绎与社会变迁，从而在既宏阔又精微的历史视野下，辨析辛亥首义史的起承转合。是故，该书在全面观照“结构”（structures）、“局势”（conjunctures）制约“事件”（evenements）的同时，特别注意社会时间（中时段）对个体时间（短时段）的影响力，注意这种影响的复杂性。例如，张之洞主持“新政”，是社会时间（中时段）发生的大事变，张氏主观动机当然是维护清王朝及纲常名教，然而，这些近代性事业导致的客观后果却出其意表之外：派遣留学生为的是培养清政府需要的新式知识分子，而湖北留学生偏偏成为革命排满的革命党；编练新军为的是“执干戈以卫社稷”，而湖北新军恰恰成为武昌首义推翻清廷的主力。也许是有感于张之洞的种豆得瓜，孙中山1912年4月来武汉访察时称：“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该书在充分注意“中时段”的同时，还注意“长时段”地理因素对革命事变的影响，对武汉历史变迁、地理形胜作了简明介绍，为辛亥首义提供了富于立体感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