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陈庭元对我说：万里的这些指示，对我们既是支持和鼓舞，又是鞭策和期望，使我们从朦胧中清醒，在彷徨中坚定。全县人民都为我们实行的“大包干”得到万里的肯定和支持而欢欣鼓舞。

　　1979年春天，在全县实行“大包干”到组的同时，梨园公社最穷的小岗生产队，偷偷地搞了包干到户。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78年冬天，这个只有20户人家的生产队，划分4个包干组。干了不多天，组里又产生了新的矛盾，于是每个组又“发叉”，全队又分成了8个小组，每组只有2—3户，差不多都是一个门儿的，有的是父子组，有的是兄弟组，可是没干几天，又有吵架的，还是干不好。一天夜里，生产队召开社员会解决矛盾。会开到快天亮了，矛盾也没解决好。于是有的社员说：这样干不好，干脆包干到户，大家一致表示同意。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说：“如果大家能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同意包干包到户。第一，夏秋两季打的头茬粮食，要先把国家的公粮和集体提留交齐，谁也不能装孬种；第二，我们是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对上级和队外任何人讲，谁讲谁就是与全村人为敌。”有位老者说：我看再加一条，今后如果队长因为让我们包干到户犯法坐班房，他家的农活由我们全队包下来，小孩由全队养到18岁。大家异口同声表示同意，并赌咒发誓按这三条办。于是，连夜抓阄儿分牲畜、农具，丈量土地，一个早晨就全部分好了。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小岗人不说，邻队的社员也能看得出来，别的队干活都是一帮帮的，只有小岗是一家一户。公社听到邻队反映小岗“单干”了，赶快去调查，果然不错。问他们：“叫你们大包干到组，你们咋到户了？”“组再小，哪怕两三户，也是集体的，户就不同了。”于是硬性叫他们并到组里干，不干就不发给种子、肥料、耕牛和贷款。可是，小岗群众不管你好说歹说，死活硬是不并，僵了好长时间，影响了春耕生产。4月初，县委书记陈庭元到小岗检查工作，公社干部向他汇报小岗群众自发“分田单干”，“搞资本主义”。陈庭元与公社干部一同到队里了解情况以后说：“他们已经穷‘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全县有两千多个队，就算这一个是搞资本主义，也搞不到哪里去。已经分到户了，就先让他们干到秋后再说吧！”就这样，小岗队的包干到户幸存下来了。大包干开始由组到户。

　　由于包干到户任务更明确，生产更灵活，方法更简单，利益更直接，优越性更大，效益就更高。到年底，小岗生产大丰收。全队全年粮食总产量达13．3万斤，是上年的4倍。这个合作化以来的23年中，从未向国家贡献1斤粮食的“三靠队”，1979年包干到户一年，第一次就向国家贡献粮食65000斤，油料20000斤。第一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第一次留储备粮1000多斤，留公积金150多元。由于生产发展，社员收入大大增加。据统计，1979年全队农副业总收入47000多元，平均每人400多元。最好的户总收入可达5000多元，平均每人可达700多元。最差的户平均每人收入也在250元左右。

　　农业丰收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阴云消失了，人人欢天喜地，人人笑逐颜开。“参观”的人来了，他们总是像接待客人一样，捧出炒熟的花生、瓜子。客人问：“今年够吃不够吃？”他们总是指着满满的囤子，圆鼓鼓的“草包”，自豪地说：“看！这不都是粮食，过去队里的仓库也别想有这么多！”

　　这条路是经过了20多年的曲折，付出巨大代价才摸索出来的。这个村是凤阳县梨园公社最穷的一个生产队。合作化前全村共有34户，175人，30头牲畜，耕种1100亩土地。那时全村正常年景粮食总产都在十八九万斤左右，好的年成可达20多万斤，没有出现过外流讨饭的事。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了小岗。社员分为两大派打“内战”，使这里又受到一次大摧残。十年“内战”期间，小岗生产队的生产非常落后，群众生活十分穷困。据统计，全年人均口粮只有100余斤至200余斤，人均分配收入只有15至30元，每年有5至7个月要吃国家供应粮。尽管如此，还是照样批“资本主义”，结果越批越穷。这个队只有20户，不管大户小户，户户外流过；能跑能蹦的人，不论老的、小的、光棍、姑娘一律讨过饭。

　　当小岗人正为包干到户兴高采烈的时候，包干到户的“吸引力”却给他们带来了“麻烦”。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干了一年，谁也没有去总结它，更没有人去宣传它。在县里整理的一些材料中偶尔出现小岗的例子，也都被谨慎地删去了。但是这里的情况却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在那些穷困地方很快传播开了。有的把这种传播叫“吸引力”，有的叫“影响”。在梨园公社一些和小岗情况差不多的生产队，已经成为群众议论的中心。他们说：“同是一个政府领导，小岗能干，为什么不叫我们干呢？”尽管公社三令五申，讲得严厉，不准包干到户，可是去年秋种时，有的地方还是采取“瞒上不瞒下”的办法，学习小岗了，群众一夜之间就把田划开了，把牛分好了，鸡一叫就下地种麦了。这年秋种时，凤阳全县有1／3的生产队在暗暗地学小岗，许多包干到组的生产队，在向包干到户“滑”。梨园公社领导怕惹出“祸”来，叫小岗队从“包干到户”，再拢回到“包干到组”。小岗农民群起反对，坚决不拢；公社领导一再做工作，硬要强行收拢，群众坚决不干，于是纷纷跑到县里找领导说情。

　　由于压力太大，县委有些干部也发生了动摇。12月27日，他们把小岗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找到县委党校，对小岗搞包干到户进行批评。严宏昌反驳说：我们搞包干到户不仅是县委领导同意了的，还是地委领导批准的，你们如果不信，可以马上打电话问地委书记。

　　电话接通地委后，地委书记王郁昭明确表示，小岗生产队搞包干到户是经过你们县委和地委同意的，压力再大也不能动摇，不能再合并起来。省委马上要召开农村工作会，到时候，我找你们谈。

　　在这之前，县委于12月中旬，曾派办公室的吴庭美去小岗了解情况。吴庭美经过深入调查，仔细分析，写了一篇在我国农村改革过程中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调查报告。

　　1980年1月上旬，在省委农村工作会议期间，凤阳县委把这份调查报告交给了地委。地委书记看了，认为，写得不错，很生动，反映了小岗的实际情况，很有普遍意义。于是稍加改动后，就报送给省委领导。万里看了这份报告之后，大加赞赏，他拿着这份调查报告对我说：“你看看写得真好！我像看小说似的一口气看了两遍。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很重要，有一定代表性，需要给予肯定和支持，过几天咱们去一趟。”

　　1月24日，正当小岗农民在紧张不安等待上级领导表态的时候，我们随同万里来到小岗生产队，万里下车以后，二话没说，挨家挨户看了一遍，只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有的屋里放不下，放到外边储藏起来了。万里看过之后，高兴地对小岗干部和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

　　一位乡干部问万里：“别的地方要学习小岗搞包干到户可中？”万里说：“可以，只要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学哪个都行！”

　　万里冒着巨大政治风险的这番话，像一股暖流注入农民的心中。人们满含热泪，衷心感激万里，称他是安徽人民的好领导！

　　我所了解的陈永贵

　　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全国劳动模范陈永贵，也曾经是大寨的一个好带头人，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了造反派，参与并领导了夺权活动，先后夺取了昔阳县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山西省委书记的权，接着又扶摇直上，当上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

　　随着职务上升，地位变了，权力大了，他的思想作风也变了。在他的眼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几乎谁也不在话下。他批过邓小平，骂过胡耀邦，至于一般干部，谁不合他的心意就整谁。新华社山西分社社长李玉秀，因为在“四清”中写了一篇内参，讲到大寨地亩不实。“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陈永贵把李玉秀揪到大寨进行批斗，说他是大寨红旗旗杆里的“蛆虫”，是刘少奇的“黑干将”，罚他在大寨劳改了半个月才放走。陈永贵把记者都看成是资产阶级的，动不动就训斥，就批判，甚至斗争。因此，到大寨采访的许多记者见到陈永贵都噤若寒蝉，生怕不留意说了不合陈意的话，被他叫去训斥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