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庭元这位农民出身的县委书记，是苏北人，解放战争期间参加工作的，一直从事农村工作，他熟悉农村，了解农民，30年来他从没有离开农村，心系农民，多次为了维护农民的基本利益，而被打成“右倾”，遭批判斗争，身心受到过创伤。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随波逐流，仍千方百计为农民办好事。他说：“这次出任凤阳县委书记，我已经是‘官到顶点，名利无争’，只想在有生之年，为农民做点好事。只要凤阳农民早日丢掉讨饭棍，过上好日子，哪怕我再丢一次‘乌纱帽’，甚至为此而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1978年，凤阳遇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秋种时，省委作出决定：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农民耕种，谁种谁收，从集体耕地中每人借一分地种菜(实际上是种粮食)度荒。这个县的马湖公社在执行省委这一决定的同时，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实行了“分组作业，以产计工，费用包干，节约归组”的责任制，引起了强烈反响和众多的非议、责难。县委书记陈庭元，表示赞成马湖公社的做法，但在处理方法上，主张先搞试验，不声张，不推广。结果，大灾之年，全县其他社队都大减产，唯有马湖公社10个生产队，8个平产，2个增产。于是马湖公社的情况，很快传到了省里。不久，省里和中央有关部门派调查组来马湖公社调查，经过一番辩论，最后调查组也认为是一种可行的责任制，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但他们不愿公开表态。

　　1978年底，省委召开全省县委书记会议，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凤阳农村改革是巨大的支持和推动。1979年2月14日至20日，凤阳县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召开的全省县委书记会议精神。会议联系凤阳实际，介绍了马湖公社的做法和经验。大家普遍认为，这种做法肯定比捆死在一块“大呼隆”好，但方法太烦琐。经过讨论提出了：把一个生产队分成若干组，队里的土地、耕牛、农具和各项任务分配到组；年终分配时，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留集体的留集体，剩下的归小组分配。县委认真讨论了这种以“包干”为特点的生产责任制，称之为“大包干”，在全县推广。滁县地委领导对此表示支持，于是很快就在全县推开了。会后仅仅十几天的时间，全县2500多个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责任制，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70.8%。

　　此后不久，6月15日，万里再次来到了凤阳，听取陈庭元等县委领导汇报。

　　万里问：“什么是大包干？”

　　陈庭元答：“大包干是凤阳县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把它的主要内容，简单概括为：‘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现在凤阳实行大包干的已占总农户的80％以上。”

　　万里又问：“实行大包干的效果如何？”

　　陈庭元说：老百姓对大包干的评价，有个顺口溜，就是：“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

　　万里听到老百姓编造的这个顺口溜，高兴地笑了，他当即果断地对陈庭元说：“那好！我就批准你们干三五年！”

　　陈庭元说：“现在全县广大干部、农民都热衷于搞‘大包干’，但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束缚，目前干部怕错，群众怕变的思想很严重。”

　　万里坚定地说：“错不了，错了我负责！问题就是看你能不能把生产搞上去，社员能不能富起来。”

　　陈庭元说：“现在有人批我们搞‘三级半核算’……”

　　万里说：“只要能增产，什么也不要怕，三级半核算也好，四级核算也好，多个半级一级的，照样是社会主义。家庭也要搞经济核算，那不是五级核算了吗？搞生产，搞经营管理，都必须讲经济核算。什么是核算？核算就是算账，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要受穷。’搞经营管理不搞经济核算怎么行呢？”

　　万里最后说：我最担心的是生产能不能搞上去，生活水平能不能迅速提高？你们能不能在最短时间内，把你们凤阳讨饭花鼓扔掉，扔得远远的，扔到太平洋里去。无论怎么说，讨饭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