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从未有过任何战斗指挥经验的年轻人来说，这几乎是个无解的难题。然而，“答案”却是自己找上门来。

　　在博古看来，李德如同上天送来的礼物---此时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的中国共产党，“外来和尚好念经”，更何况还是军事学院毕业的专业人士。

　　当年9月25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黎川，中央苏区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拉开战幕。几乎与此同时，博古力捧的“洋钦差”李德来到了瑞金。

　　到了中央苏区，李德立即被推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前方所有的电报，都要送到李德住处，由其批阅，然后再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根据来电的重要程度，一般问题自己处理，重大问题则提交军委或政治局讨论。

　　伍修权回忆，加上李德自身为人专横，这使得其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同志本身。”

　　会场上的“反报告”

　　1935年1月15日，红军已在遵义休整了一个星期。这天晚饭后，中共二十位主要领导人齐聚在遵义旧城的一座二层小楼，酝酿已久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此召开。

　　这是一座私宅，原属当地军阀柏辉章。柏辉章后来被国民党政府委任为第102师师长。抗日战争期间，102师先后参加过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南昌保卫战、长沙会战等著名战役，伤亡惨重。

　　1949年国民党败逃期间，柏辉章回到遵义，后率部起义。后来这位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统战对象，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红军行军极为迅速，一路下来，进驻某地时，一些国民党官员、大地主还没来得及逃走，因而获得大量补给。柏辉章离开了，留下了这座小楼。

　　红军进入遵义，柏宅就成为红军司令部。周恩来和邓颖超，朱德和康克清，刘伯承、彭德怀、刘少奇都在此住宿。

　　一路上密切交谈的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三人住在当地另一军阀易怀之的宅子里。而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在城边的一所房子里，显然这不仅是地理上的“靠边站”了。

　　柏宅建造未久，又加之中西并具的风格，在当地算是奢华的。会议在二层的一个不大的房间举行。头顶一盏煤油灯，众人围着一张长条旧桌坐下。因为领导人白天要处理各种事务，会议只能放在晚上。

　　曾担任张闻天秘书的国家问题和中共党史专家何方曾撰文说，毫无疑问，当时反对“左”倾中央和“左”倾军事路线的灵魂是毛泽东。但是他在中央势孤力单，掀不起一场有望解决问题的斗争，只能长时间保持沉默。所以张闻天、王稼祥从“左”倾中央分化出来极为重要。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站不到最前面的位置上来，只能推举在中央位居第二的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代表正确路线方面作“反报告”。

　　接下来是毛泽东发言。他的发言很长，伍修权记得，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算是长篇大论了”。李德晚年回忆，毛泽东一反往日的习惯，作报告时手里拿着一份显然是经过详细拟定的讲稿。

　　毛泽东的发言直指军事指挥问题，毫不留情地点名批评博古和李德，说李德只知道纸上谈兵。毛泽东用前四次反“围剿”胜利反驳博古提出的敌强我弱的辩护，提出问题不是数量，而是战术，即“防守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李德看着一堆人接连发言---因为不懂中文，他确实只能看着这群批判他的人。另外，他能做的，就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翻译伍修权此时对这个“洋钦差”的态度也跃然面上，由于会议时间很长，越到后来，他的翻译就越简略。

　　李德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自称没有表态，而伍修权则说他为自己及王明在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进行了辩护。不过直到去世，他都坚持认为自己并没有犯错，并对毛泽东充满愤怒。

　　但这已经无法影响事情的进展：随后的发言，几乎是一边倒向毛泽东和张闻天。唯一例外的是凯丰，这位年轻的领导人同样曾在莫斯科学习过。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书中写道，凯丰对毛泽东说：“你根本不懂马列主义。你只读过《孙子兵法》。”他承认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是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

　　会议持续了3天，每天都从7点左右开始，一直到子夜才结束。博古、凯丰的辩护没起作用。此前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发言已是人心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