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导者显然是毛泽东。王稼祥比毛泽东年轻13岁，这年41岁的毛泽东已经过多年革命斗争，战斗经验丰富，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更是鲜有能与其匹敌者。而王稼祥不过28岁，此前主要从事宣传和政治工作。

　　危急时刻，共识的达成并不难。交流不多时，王稼祥便在忧虑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想法，他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与他一拍即合。

　　此后直到遵义会议召开，王稼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行军路上，他不断找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并取得大家的支持。比如聂荣臻当时因为脚伤，同样坐在担架上，王稼祥在行军途中多次与其交谈并获得赞同。后来到达遵义后，共青团领导人凯丰曾多次找聂荣臻，希望争取其支持博古，但未如愿。

　　毛泽东交谈的另一个重要领导人是张闻天。

　　曾任《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的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中写道：洛甫（张闻天）几个月来一直在向毛泽东靠拢。他们夏天在云石山上的多次谈话已使洛甫相信毛是正确的。四月在广昌遭到失败后，洛甫就曾严厉地批评过博古。他说伤亡太大，对于红军来说，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是不明智的。他指出，照这样下去，红军不可能取得胜利。

　　李德不懂中文，他与人沟通要靠伍修权翻译。但是他意识到毛泽东在做什么，也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他晚年回忆道：他（毛泽东）不顾行军的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他用这种办法把不稳定的因素带进了领导之中，使它逐渐分裂。

　　李德想要阻止这种趋势，可他已经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自从第五次反“围剿”的不断失利，红军中对其的不满便日益蔓延。

　　在军事指挥上，李德拥有绝对权力。毛泽东等人在担架上的谈话逐渐扩散，成为瓦解李德手中权力的序曲。

　　1935年新年前后，红军迅速跨过吴江，随后于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将追兵甩在身后，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洋钦差”是怎样炼成的

　　李德为什么能够取得红军的领导权？有不可考据的偶然，也有不可回避的荒唐。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奥地利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德共，后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李德最为中国人熟知的形象来自一张他在中国的照片。照片中，他戴着一顶红军帽，浓眉下面是一副圆形眼镜，笑容灿烂。

　　他后来家喻户晓的身份，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但这个差一点葬送了红军的外国人，身份并非如此肯定。

　　李德在晚年的回忆录中称，他当时到中国的任务“粗略地说”是给中国共产党担任军事顾问。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当时就有人质疑李德的顾问身份。

　　伍修权在回忆录中写道，曾经有人说过，李德并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正式顾问，当时还有另一名正式顾问在上海，但是他没有来苏区，后来又调回了莫斯科，结果让李德当上了正式顾问。王稼祥同志也曾说过，李德实际上是由当时的共产国际的王明所派遣，来掌握我党军权的。

　　尽管到死都没有主动揭开谜底，但是对其真实身份，李德在回忆录中仍然留下了蛛丝马迹。他回忆刚到上海所感受到的白色恐怖时，首先便提到这样一件事：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诺伦斯·鲁格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因为对当时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

　　诺伦斯·鲁格，中文名牛兰，他和他的夫人，是当时共产国际在远东负责人员、资金和信息流通的关键人物。他们被捕后，恰逢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他指认出了牛兰夫妇，国民党才知大鱼落网了。

　　共产国际立即展开营救，并将具体工作交由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的上海工作站。为了打通国民党的办案人员，苏军总参谋部立即选派两人各携带两万美元，分别走不同的路线前往上海，而且两人互相并不知情。

　　其中一人，便是李德。

　　任务完成得很顺利。之后，李德本应返回。但在上海，他遇到了“故人”博古。博古此时接替了前往莫斯科的王明，担任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因顾顺章的叛变，原来处于上海的中共中央不得不转移到中央苏区。作为代理总书记，博古要承担苏区军事斗争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