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地方上已有了咨议局，中央有了资政院，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了议员，朝廷即使不想立宪，也不能说不立宪。此次挥兵入川，本想试一试新朝的权威，那时，载沣正搞集权，有这么一次用兵的机会，当然不会放过，欲以本次用兵振兴朝廷。这天大的事，竟然把资政院搁一边，没有资政院的决议，朝廷就擅自派兵镇压，试以非法用兵抓军权，破了立宪的底线，可谁也没料想军队会哗变。

　　【人头与权位的“投名状”】

　　入川新军听说武昌起义爆发，于途中突然兵变。

　　领军人物是端方，此人本与袁氏一党，曾出洋考察宪政，与袁氏促成清末预备立宪。袁氏被黜，朝廷将端方调离两江，改任直隶。

　　刚好慈禧出殡，端方让人拍照，被人说了几句闲话，就将他免了。

　　几个毛头小子，说了几句闲话，就惹了这么大的祸，往深了想，还是慈禧老太太厉害，说了“不当立宪”，你们还要立宪，袁氏已被开缺，你端方小子还不知检点？挂起来再说。

　　郑孝胥说“袁氏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可袁氏能隐忍，而端方闲居，却忍不住，又去谋得督办川汉、粤汉铁路。或以为肥缺，实则凶险，此去如飞蛾扑火，而不自知也。

　　端方闲居京城，当不致死，革命以后，或可大用。可他偏要背离初衷，受命于违宪政府，去做那违宪的事，此为不识天时；再以孤身入险地，进退失据，而起兵变，便是不知地利；更以小利治军，以小恩带兵，不问民心，来与民争利，不知肥缺乃是火山口，可谓不通人和矣。作为立宪党人，他忘了宪政的根本。此次南下抓铁路，是为朝廷火中取栗，而带兵镇压保路人，就更是刀下夺金，既未听取咨议局意见，也不与资政院协商，没有什么合法性可言。

　　立宪是“天理”他不“存”，肥缺是“人欲”他偏抓，结果被革命“灭”了。

　　武昌起义，消息传到端方军营，军心动摇。端方以为此乃旧部，不足为虑，而不知该部已为革命党人掏空，平时人缘好，到了革命关头上都变了，因为革命需要他那颗人头。

　　大势所趋和民心所向一类的政治冲动，战胜了人们一日三餐般的友谊和情感，端方怎么也没想到那些平日里那么拥戴他的官兵会有如此可怕的另一面——对这一面，他没有设防，而革命把这一面调动出来了。哗变士兵乱刀砍死他兄弟俩，割下首级，装入浸满煤油的盒子呈送武昌。可惜端方，就这样被人做了革命的“投名状”。

　　端方路过河南，曾去看望袁氏，当与袁氏有一番商议，不料一别，竟成永诀。

　　朝廷无人，亦无军，北洋新军唯袁氏马首是瞻。朝廷不得已，只好再次起用袁氏。上谕袁氏迅速来京，推行君主立宪，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可时过境迁，现在连立宪党人也对皇族立宪这条破船嗤之以鼻了。当时最大的政治，莫过于清廷退位，此乃天下共识。

　　有人劝袁氏取清而代之，但袁审时度势，以为有五不可：其一，袁氏本人不肯从孤儿寡母手中取得政权；其二，旧臣尚多，其势仍在；其三，北洋军将领无此思想准备；其四，清廷禅让，袁氏只能得半壁江山，而长江以南则难以问津；其五，南方民意尚不清楚，需以议和投石问路。故袁氏策略及步骤，先维持清室，次行君主立宪，再论民主共和，以民主共和逼清帝退位而自为大总统。

　　汪精卫晤袁氏，袁谓：国民会议，我极赞成，唯我站之地位，不便主张民主……万一议决后，仍系君主多数，君当如何？汪答：议决后我必服从多数；唯以我观察时论这趋向，必系民主多数。如议决民主，公当如何？袁谓：既经议决，王室一面我不敢知，我个人必服从多数。

　　一番交易后，议定：如袁氏能逼退清朝，革命党人即以袁氏为共和国大总统。端方的人头被拿来做了革命的“投名状”，而袁氏则拿了清朝来做共和国总统的“投名状”，这天理人欲该怎么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