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雾中远远地看见了孔子

　　1979年，续弦陈树棻去世。年底，梁漱溟搬入木樨地的“部长楼”，“陈永贵在楼上，曹禺在楼下，对门是丁玲”。但他仍然受限。1980年末《北京晚报》刊出《一位刚直不阿的老人》，自“1953年事件”后第一次正面报道他，北京日报社为此写了检讨。一位曾大起大落的领导说：“搞宣传的人怎么可以这样没有头脑？说他刚直不阿，他对谁刚直不阿？”他的著作仍不能正常出版。4年后，梁培宽、梁培恕一同去银行取钱汇往上海，《人心与人生》才在学林出版社自费出版。

　　此时他的身体已不比从前，儿辈、孙辈轮流“值班”陪着他。读高中的梁彤就经常住在爷爷那里。高考前要报志愿，有人建议她，“就学哲学吧，你爷爷就是哲学家。”爷爷笑着摇摇头，“她学不了，她好动。”他不要求儿孙们继承他的学问，而是尊重每个人的个性。热爱迪斯科的梁钦宁给他表演了一段，问他喜不喜欢，他笑笑说，“你喜欢就好。”

　　梁彤还记得，房管所的人来找过爷爷，要把归公了的院子交还给梁家。“我当时就觉得，整个一个院子，人家还给你，为什么不要？他说，‘里面住了近十户人家，要回院子，他们的生活就会受到影响，国家安排他们也有困难。’于是房管所先打了个欠条。”这个院子2002年被拆，在原址上修建了现在的解放军歌剧院。

　　自梁漱溟迁入木樨地新居后，访客络绎不绝。但1980年8月来的这位有点特别。他叫艾恺，是意大利裔美国人，博士论文《最后的儒家》研究的正是梁漱溟。早在1973年第一次来中国时他就试图与梁漱溟见面，未能如愿。多年之后论文已出版成书，才终于得以拜访研究对象。他有备而来，带着笔记本和录音机，半个月里每天去梁家做访谈。访谈一开始梁漱溟就说，我还是希望你了解我的思想的根本，就是儒家跟佛家。如果能够对佛家跟儒家多了解，比了解我过去的一些事情都重要。

　　访谈临近结束，艾恺问：您算一个圣人吗？梁漱溟说，就他的理解，圣人的生命和人格高过普通人。他认为孔子和王阳明是圣人。艾恺又问：您觉得您还是一个普通人吗？梁漱溟说：普通人。我可能比其他的普通人不同的一点，就是我好像望见了，远远地看到了，……并且还不能很清楚地看见，好像天有雾，在雾中远远地看见了孔子是怎么回事，王阳明是怎么回事，远远地看见。

　　艾恺发现梁漱溟是个表里如一的人。“他的文章诚实地反映出他的观感，未曾因为要顺应时局而掩饰真心，所以我透过文字所见到的梁先生，与我后来实际上对谈的梁先生，是一致的。”

　　此后他多次来中国访问梁漱溟，原本还想请他去美国看看。“他好像也很愿意啊。我是打算陪着他去做演讲，我做翻译。美国那边也说可以，中国政府没有同意。他们告诉梁家的人说，是美方不同意。对这件事我很遗憾。”至今他仍和梁家保持联系。

　　1987年11月，中国文化书院举办“梁漱溟学术思想国际 研讨会”。这是梁漱溟在公众场合的最后一次露面。他以坚决的口吻宣示：“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

　　1988年3月，一位倾心佛学的女教师领来一个上了两年大学转而出家的小和尚。他是来领受佛法的。梁漱溟似乎忘了周围的一切，面对着这很像自己的年轻人，反复说着同一句话：“就是要发愿，发悲愿。”他每说一遍，小和尚就高声重复一遍。两人坐的椅子不知何时并到一起去了。

　　几个月后，1988年6月23日，他在医院留下了最后一句话，“我累了，我要休息。”

　　为父亲做的三件事

　　父亲去世后，梁培宽、梁培恕兄弟为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抵制介绍父亲生平的稿件对“1953年事件”的描述。统战部起草人的初稿隐晦提到毛泽东不容异见，梁漱溟“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中央书记处将其改为“受到批评”，并恢复他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说法。梁氏兄弟坚持：父亲生前不接受的说法，他们不能替他接受。一定要这么发布，全体遗属将不出席官方的遗体告别仪式。最后，新华社发的《梁漱溟先生生平》没有提及此事。

　　还有一些事开始在梁漱溟去世前。

　　梁培宽1986年退休，在此前后开始做整理父亲文字的工作。

　　他1946年进入金陵大学园艺系，之后辗转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清华大学生物系（后该系并入北京大学），又到中山大学跟苏联专家学过昆虫生态学，原想留在北大任教，却被调到科技系统。工作多年，至63岁退休。

　　生命的最后几年，父亲的精力和头脑都在衰退，一天只能写三四行字，第二天还要想一想才能加上几句。他帮着父亲处理信件，“问他要怎么答复，按他的意思写回信，他看了再签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