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70年的宪法草案，他说，宪法的要点之一是限制个人过大的权力。“一个国家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而不能把任何一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因此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写上了宪法，我认为不甚妥当。”新宪法草案比旧宪法少，“条文少不见得就一定不好，但有的重要内容少了却不甚妥当。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谁来当，“则要经过法定手续来选。”举座皆惊，他质疑的两点，都是毛泽东的意思。几天后上级指示：个别人思想反动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缠。

　　1978年政协第五届会议召开，委员们“有不少刚刚解放，甚至刚刚离开监狱”，“也几乎无例外地缅怀毛主席、周总理的故去”，梁漱溟却提出了人治和法治的问题：“我想认真而严肃地指出的是，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恐怕已经走到了尽头。毛主席故去了，像毛主席这样具有威望的领导人现在没有了，今后也不会很快就有——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几十年内，往后即使有人习惯搞人治，困难将会大得多”，“应该尊重宪法，多靠宪法少靠人，从人治渐入法治。”清末和民国的制宪“都是上面给下面的……人民群众要求的东西上面不实行”，而宪法本意是“由下面限制上面”。

　　大会闭幕后过了一段时间，政协奉命批判其“错误言论”。但“推动批判的工作进行得颇为艰难”，没有人主动发言，只得轮流上台。因为临近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有头没尾地结束了。

　　“文革”10年不改常度

　　“事情发生的初期几天内，我稍有些不自然外，却从内心到外表基本不改常度。几天之后到现在就完全平平常常了。--此指精神亦指身体说。你们不必挂念。”“事情”，是指1966年8月24日的抄家、批斗，妻子被殴伤，他幸未挨打。“梁济先生殉道处”石碑，也被破了“四旧”。“你们”，是指两个儿子，挂念父亲是人之常情，形势特殊，故而“不必”。惟一不能忍受的是无法写作，为此给毛泽东、周恩来写过信，都无回音。

　　“书之出版与否，非所计，甚且限于自己寿命，是否得完成其书亦复难定。但我生活一日，必致力于此一工作一日耳。”抄家后半个月，已开始写《儒佛异同论》。之后又写《中国--理性之国》。《人心与人生》半部手稿被抄去，扔在一间屋子的地板上，钥匙在一位民警手中。他问民警：那一摞稿纸对别人没用，对我非常重要，能还给我吗？民警说，他没权力动屋里的东西，你可以留意它不被人随便拿走。自此他时时用目光守护那摞纸。后来文稿发还给他，当日便给朋友、学生写信，告知喜讯。

　　梁培恕关心父亲的方式很特别，写信，托继母的妹妹带去，告诉父亲社会失常，他的境遇并不特别。他相信父亲是个理性的人，了解基本事实，便知如何自处。别的事对梁漱溟似乎无关紧要。自家房产归公，被收房租，被迫搬迁，房间只8平米，木板置于地上当床，都无怨言。但他仍有情感上的需求。和两个儿子接触会给他们造成压力，那就多去看孙辈。

　　梁培宽的长子梁钦元生于1957年，次子梁钦宁生于1964年；梁培恕的儿子梁钦东生于1960年，女儿梁钦奇（后改名梁彤、梁钦慧）生于1963年。梁钦元至今记得祖父带他们出游时用餐，只给4个孩子要了二两米饭，“他认为孩子的胃口是被撑大的。”另一件事是祖父后来告诉他的：一次他生了病，喝药怕苦，父母给了他一块糖。正好祖父来，说，“糖吃多了不好。”他反问了一句：“多少算不多？”祖父记得这件事是因为“你很想把这个度搞清楚”。

　　出乎梁漱溟意料的是，一些因缘而至的“外人”给了他很多关心和帮助。一户姓赵的人家帮他处理生活中的杂务近十年。一对工人兄弟陈维博、陈维志则把他当老师，他改稿写稿，他们帮着抄写、装订。陈维志还听他讲了孔孟、老子、佛学。“社会结构为文化骨干”这个观点梁培恕后来读父亲的全集时才知道，比陈维志晚了20年。他感叹，父亲最需要对谈的人，不够条件对谈，能听他讲也好，当时陈维志是周围惟一够条件听他讲的人。

　　1975年，《人心与人生》完稿。次年，梁漱溟给为他抄写书稿的田慕周写信，称“使命完毕，可以去矣”，“我一任其自然，无意求速，亦不作推迟之想”。落款“老僧”。同年，“文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