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是为了小说中常用的“首尾呼应”吧，故事的最后，这件关系到国共两党最高层政治斗争的特务大案、要案，竟然由在停尸房里扮过死人的南京市公安局小侦察员张强所破获！张强毫不费事地将王光美骗到公园里，“几只粗大的手抓住她，并往她嘴里塞了一条大毛巾”。
在这部《三朵梅花》手抄本中，关于王光美被逮捕的时间言之凿凿：1967年3月30日。这个日期不仅有叙述上的“仿真”效果，更有昭示政治斗争“内幕”之一角的意图。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的史实是，1966年12月18日，由谢富治宣布成立“中央办公厅丙组”，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王光美专案组”。专案组进行的一项工作，就是调查王光美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系。调查导致一个结果：王光美被判处死刑，林彪批示“立即执行”。所幸毛泽东写了“刀下留人”4个字，王光美才免遭一“刀”。
而今，无论是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还是普通公民，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发出质问：当初是以哪些理由或证据成立“中央办公厅丙组”？这个专案组究竟调查到哪些事实？究竟以什么理由判处王光美死刑？慢说是国家主席的夫人，就是一名普通百姓，就算罪不容赦，判处死刑也要履行司法程序，让死者死个明白，让生者看个明白，凭什么林彪一个“批示”就定人斩立决？
这只能说，“文化大革命”时期，无法无天；其中政治斗争的逻辑，跟“梅花党”故事的荒谬绝伦完全是一个档次。我们从“梅花党”题材的各种手抄本中可以看出，民间叙事原则与社会主流思想原则有一种天然的同构关系。国家政治斗争的高层秘密行为，经过非公开渠道、不透明方式的泄漏、散播，演变成了民间传奇故事。无论多么奇谲诡幻的传奇故事，都是主流政治形态的折射。
还有一本产生于70年代中期的《一张梅花图》，其故事比《三朵梅花》更加曲折生动，字数也多了四五倍。这部手抄本有一段煞有介事而又不大通的“后记”：“这件事传说不一，本人汇编各种传说，但总觉不成，水平有限，只能照抄，不能修改。有人说，‘梅花党’的第二号头目是王光美，这事无考证，也有十分可疑之处，本书写于后面：中华民国前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夫妻俩，由美国的归国，此事世人皆知。而郭德洁女士归国后，是受了台湾军统局指示，与国内特务组织‘梅花党’取得联系，接头暗号有动作表示。当李、郭夫妻二人在北京机场下飞机后，独有王光美与郭拥抱。这使郭大吃一惊，难道这位国家主席夫人也是特务人员吗？在酒宴上王光美又主动举杯向郭碰杯，动作便是对暗号，这使郭顾虑消除了一半，也知道了接头人就是王光美。”郭德洁“看到祖国的巨大变化，确感毛主席的英明伟大”，产生了背叛特务组织的意图，王光美察觉后下手毒害她。这一段情节在各种版本中都大同小异，《一张梅花图》的后记也是这样：“从回家后，郭女士就不舒服，经医生检查后，才知喝了一杯什么药，所有的老病复发了。这时郭明白了，原来她上了王光美的当，不能与王光美碰杯。明知王光美狡猾，却又上了当。郭旧病复发后，治疗无效，回到上海时，她在临死前，求见主席一面，有话要说。总理代主席来到了上海，探望了她。郭见到总理，把详细情况告诉了总理后，就闭目死去。”
《一张梅花图》对王光美是“梅花党”特务组织头目的说法将信将疑，把这段最重要的情节写到了后记里。这部手抄本力图改正《三朵梅花》等“原生态”手抄本文字粗疏的毛病，但却删掉了许多生动的政治信息代码。在本应记载成书经过的“后记”中却不伦不类地大段记载“不忍割舍”的情节，透露出“文革”中晚期手抄本的作者将故事规范化、合理化的努力，回避、删除太荒唐、太极端的内容，修饰、美化与肯定另一些“精华”成分；但同时又舍不得“王光美是‘梅花党’特务组织头目”这段最重要的情节，因为这才是这个题材手抄本创作的原旨和要义。
至于再以后产生的《三十五朵梅花》等等，换成“尼克松访华”的内容，就更与“梅花党”的故事不挨边了，只不过是标出“梅花”二字，借此吸入眼球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