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朵梅花》：“文革”期间的“地下文学”
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文革”中出现的“梅花党”事件，有两个看点：一个是江青等人利用由台湾特工编卖的谣言而在“文革”中哄起的满城风雨制造的冤案，二是民间从这个所谓的离奇案件中“创作”出的更为离奇的多种手抄本小说。就其社会影响和“历史地位”来看，后者并不逊色于前者。 “梅花党”事件从政治斗争衍变为民间故事，主要途径是通过手抄本小说的创作与流行。对此，胡友松这样评说：从王府井大街的一张大字报开始，引发了“梅花党”奇案的传奇故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出现了一道前所未有的奇观。先是人们的口中流传，接着就是一个个的手抄本，大有形成洛阳纸贵的事态。又是神秘的“梅花党”跨国特务组织，又是“梅花党”胸针的接头暗号，从美国写到中国，从北京写到南京，还有国民党前代总统及夫人的大人物幕后操纵，更有国家主席的夫人里应外合……像这样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又有谁不爱看？又怎么可能不强烈刺激所有人大脑的中枢神经？再加上手抄本每到一个人的手里都会再添油加醋地描写一番，推波助澜的情节，增加了这个故事不可思议的神话色彩。在人人自危的“文革”期间，突然出现一件这样引人入胜的反特故事，那该是多么新鲜啊！自然，“梅花党”奇案是越传越大、越传越神，很快传遍了全国各地。此时的人们好像饥不择食一般，他们不管这里的情节到底真不真实，值得不值得仔细推敲，有没有明显的漏洞，反正“梅花党”的情节以手抄本的形式流行，而且越传越厚。从一开始的一张大字报到后来的一本完整的章回小说，故事峰回路转，情节惊险曲折，也真难为了那些传抄的人去挖空心思地来不断增补这本手抄本的细节和内容。每个手抄本的出现都会有添枝加叶的现象出现，也就是说每一本手抄本的出现，就会诞生出不同的版本。
关于“文革”十年浩劫期间的“地下文学”，实在是个很大的研究课题。这里仅以“梅花党”题材而言，又实在是那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奇观中的一朵“奇葩”。充满政治狂热情绪的革命群众，传说并演绎了各种各样版本的“梅花党”，其中有的“版本”接近于鬼故事，有的则相当下流色情。但也有的写得很有特色，在“可读性”极强的外表下，蕴含着丰富的时代信息。
譬如一本《三朵梅花》，比较忠实地保留了这则传说的“原生态”：南京纤维厂有个女工，丈夫是某部参谋。女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守岗位生产，阶级敌人暗中破坏机器，女工由此受了工伤，送到医院。医院里住满了负伤的武斗人员，无奈只能将女工临时安排在停尸房。半夜时分，从昏迷中醒来的女工发现有个人影在停尸房晃动，还发出滴滴哒哒的声音，吓得一夜不敢合眼。第二天女工将情况反映给公安局，侦查员张强决定假扮伤病，住进停尸房探个究竟。半夜时分，人影又至，并用铁锤照每个死尸头部敲三下。张强惊吓了来人，那人马上舔了一下胸衣上的纽扣，倒地死去。张强仔细搜查停尸房，无意触动机关，露出暗洞，发现里面藏着一部上面刻着三朵梅花的电台。张强感到似曾相识，回忆起解放前在重庆从事地下活动时，以恋爱为手段打进一个其父母是国民党高层特工的女特务的家庭，那所住宅里就密藏这样一部刻着三朵梅花的电台……
以上仅是这部“长篇小说”的开头，就包含着很多信息代码。尽管故事措词粗疏，叙事语法带有那个时代鲁莽的逻辑，但毛主席的号召、女工坚守岗位、阶级敌人破坏、武斗负伤等等，无一不是那个年代民众政治观念的符号体系。而停尸房的恐怖等等，正是现实社会和政治理念有意无意的折射。
接下来，由刻着梅花的电台引出一个“梅花党”。这是国民党的党中之党，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操纵的秘密组织。故事出现的第一个政治名人，是1965年回归大陆的国民党元老李宗仁先生。李宗仁归国曾是60年代中期的新闻热点，李的夫人郭德洁归国后不久就去世，更是激发了民间口头文学创作的想象力。在关于“梅花党”的传说中，郭德洁是这个秘密组织的核心人物之一，她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派遣，利用李宗仁归国之机潜回大陆进行活动。郭发现，她所要联络的“梅花党”潜伏在共产党内的头号特务，竟是王光美！一个是国民党代总统夫人，一个是共和国主席夫人。两个敌对的“第一夫人”，竟属同一个特务组织。显然，这则故事想象力之大胆，在我国反特、侦探题材的文艺作品中是空前绝后的！这篇故事的大框架相当“精彩”，而细节部分太粗陋了。故事讲述两个第一夫人进行的特务联络活动，既幼稚又荒唐。郭德洁凭着梅花戒指的暗号，多次跟王光美接头。王光美向郭坦露了自己的特务身份，又觉察到郭有背叛特务组织的心理动向，就对她下了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