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坚持以马列全集、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赠送他的中医书为伴，把牢房作为提高自己政治理论和医学水平的熔炉与课堂，使自己每天只有3个窝窝头的囚禁生活过得苦中有乐，分外充实。 1980年，中央组织部对范明的问题进行复查，范明终于得到了平反，被任命为陕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 范明出狱后积极协助浦安修为彭德怀撰写传记搜集和整理资料。拍摄电影《彭大将军》，范明是总顾问，他不但为影片的拍摄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并且同浦安修一起在西北5省(区)筹款1200万元，保证了影片拍摄的圆满完成。 范明虽然每天门庭若市，社会活动繁忙，但他仍然锲而不舍地挤时间，重写了曾被焚毁了3次的历史剧《司马迁》，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史圣司马迁》传记和广播剧。《史圣司马迁》由陕西省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受到了社会各界和国外广泛的好评。他撰写的《护送班禅大师荣返西藏》、《把五星红旗高高地插在喜马拉雅山上》等革命回忆录，成为今天人们研究解放西藏的重要史料。 二十二年囚禁面壁破卷，晚年成了古都西安杏林一杰 1980年，身为陕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的范明，与全国政协委员乔明甫一起，在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振兴中医药的提案。
同年7月，又与陕西省、西安市中医药界著名人士和热爱中医药事业的各界人士，发起成立了“西京中医药科技开发研究会”，范明被推选为理事长。 为早日实现振兴中医药的夙愿，范明在为研究会诸事奔波的同时，坚持每周抽出一天时间，到研究会创办的老中医门诊部挂牌义诊。此举在古城西安不胫而走，并波及全国各地，登门求医预约看病者络绎不绝，先后有数万人得到过他的诊治。 范明这位传奇将军，为何在中医学方面有如此高深的造诣呢? 1938年之后，范明到赵寿山将军率领的第三十八军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由于环境极为艰苦，教导队缺医少药，学员们患病的很多。
于是，范明便利用自己小时候学的医术为一些学员治病，结果往往是手到病除。消息传开后，从此，不但教导队的学员，连三十八军的其他官兵也经常找他看病，有时附近老百姓也闻讯来求医。 1944年，范明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在哲学课学习中，范明因一个观点与同学们发生了激烈争论，毛泽东知道后召见范明，听了他的观点后说：“你的看法很有见地，不无独到之处，但论据还不够充分。我记得李鼎铭先生也和我谈论过这个问题，他举了很多中医内经中的阴阳、气运等学说，颇有新意，你不妨去拜他为师，学学中医理论，可能对你有所收益。”范明把自己少年学医的经历告诉毛泽东，毛泽东说：“你有这个基础就好，我给你写个条子，你拿去找李先生拜师学艺。”范明便当即拜访了李鼎铭先生，李鼎铭虽未收范明为徒，但两人进行了彻夜长谈，他告诉范明：“《黄帝内经》和《伤寒论》不但是中医的指南和经典，而且可说是中国古文化的集成，要好好一读。”还借了《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给范明阅读，并嘱咐道：“尔后再看八大名医之学，庶可触类旁通矣。”从而使范明在中医学理论上有了很大的飞跃。 建国后，范明曾用中医药为其父亲医治癌症，效果甚佳，他经常为中央机关的领导和家属看病，治愈了李维汉耳疾，还在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和男女不育症等疑难病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此消息不知怎么又传到了毛泽东主席那里，引起了他老人家的重视。
1953年9月，范明与甘肃省著名中医张汉翔，应邀进京为毛泽东会诊，毛泽东曾饶有兴趣地对范明说：“从今以后，你用一半脑子搞政治、军事，用另一半脑子好好地研究一下中医学。”并说：“老医家们墨守成规，老框框很多。你则不然，你是从学习马列主义和古典哲学旁及中医的，再加上治医如治国的政治经验，完成这个任务是有希望的。给你10年时间，争取把癌症攻下来。”毛泽东还指示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买了数百本医学书籍，装了一吉普车，赠给了范明，要他刻苦钻研，并指示卫生部要帮助支持他的工作。同时，还推荐范明向当时中医界四大名家之一的施今墨请教。受到主席的勉励和鼓舞，加之自己锲而不舍的勤奋努力，范明的医术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
进军西藏以后，范明在学习藏语藏文的同时，又接触了一些藏医方面的知识，还通读了文成公主出嫁时带到西藏，如今珍藏在布士仁达拉宫药王山的《皇宫内经》等著名医学经典。并利用工作之便，攀登到海拔4500米以上的雪山高地，采集和考察雪莲等名贵的中草药材。
从被强制劳动改造和关押监狱，直到1980年平反的22年间，范明所有的东西都被没收了，唯独当年毛泽东赠送给他的那车医书没人敢收，所以，在长年的囚禁生涯中，他总是与这数百本书相依相伴。他除了像别的犯人一样被看押劳作外，剩余的时间便全部用在了对中医药的研究上。他不仅熟读了毛泽东送的那些医学经典著作，翻破了厚厚的两本中国医学辞典，还在自己身上摸索了指诊(用指头代针)疗法和穴位按摩法。在农场劳改中，他获得了上山采药、行医看病的特权，不仅医治了近万人千奇百怪的疾病，还把中药学方面的知识用于小麦、棉花的增产，以及对牲畜的疾病医治上，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当我们问到范明几十年来共为多少人看过病时，他爽朗而豁达地一笑说：“多了，难以记清了。”可范老看病从来是分文不取，只要谁的病好后给他报个信就很欣慰。
采访归来，每当回想起范明那坎坷而充满传奇的一生，就不由想起了老将军客厅墙上挂的那首《观范老义诊有感》的诗来：银丝两鬓一老翁，伏案斗室济世穷。忆昔神弓杀九日，喜今妙笔救众生。平生偏遭史迁祸，晚年深谙华佗功。事虽无奇人却奇，谁信郎中是将军。 见证西藏和平解放历史 58年前的5月23日，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签订。不久，中央命令以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为主力，兵分四路，向西藏和平进军。 其中西北的一路，番号为“十八军独立支队”，他们沿着当年文成公主入藏的唐蕃古道，从青海出发，渡过通天河，翻越唐古拉山，历尽艰难，到达拉萨。 参与了“十七条协议”和平谈判工作、又率领了“独立支队”进藏的范明将军，是陕西临潼(今西安市临潼区)人，如今已95岁高龄，生活在西安。他进军西藏的诸多传奇经历，鲜为人知。 西安南郊一条交通要道旁，有一座灰砖围墙的院落。从外表看，除了门楼上一排显眼的黄色琉璃瓦外，这个院子再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这里住着一位95岁高龄的老人。他身材高大，须发皆白，总是穿着一身黑色的中山装，说一口浓重的关中话。见到前去看望他的年轻人，老人总会亲切地招呼：“娃啊……” 58年前，他率领一支部队进藏，与第十世班禅结下了深厚友谊，见证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在他身上，有着多个传奇色彩的称谓：“开国将军”、“班禅行辕代表”，就连他现在的名字，也是毛主席给起的…… 将近一个甲子过去，这位老人所经历的一切，已经鲜有人知了。 一个月内四次变换任务 彭总令“范大人”领兵进藏 老人原名郝克勇，是陕西临潼栎阳郝邢村人。 郝家是个大家族。当年，他的父亲郝鹏程与杨虎城、赵寿山是世交的弟兄。有着这层特殊关系，抗日战争时期，郝克勇被派往国民党第十七路军三十八军任地下中共工委书记。后来，杨、赵这支部队起义。
1942年底，郝克勇前往延安汇报工作，毛泽东问他：“你舅家姓什么呀?”郝克勇回答姓范，毛泽东详细问是“'樊梨花’的'樊’，还是'范仲淹’的'范’”，并给他改名为范明。当时做地下保密工作的，都得起个化名。 4年前，本报记者初访范明老人，他翻开一本自传，上面记载着毛主席当年给他发来的多封电报，称他为“范明兄”，夸赞他提出的某个见解，“所见甚是”。 从那时起，郝克勇便以“范明”行事。而“范明”这个名字随后更与西藏的历史连在一起。 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范明先后担任西北局统战部处长、第一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彭德怀很赏识范明，称他是军中“翰林”。彭总比范明大16岁，平时却叫他“范大人”——范明曾就读于设在西安的国立东北大学政经系，是个有文化的“老革命”。
1950年9月下旬，彭德怀从新疆返回兰州，范明去机场迎接。彭总限他“一个星期内到新疆上任”，“担任迪化(乌鲁木齐)市委书记兼市长”。 30多年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范明写道：“我二话没说，当即着手交接工作，准备出发。不料，几天后，彭总对我说，新疆你不要去了，准备进军西藏。” 范明记得当时彭德怀还指着西藏地图告诉他，从西宁、香日德，经黑河插到后藏，进入日喀则，解放后藏。 “我也二话没说，把任务接下来了。” 谁知到了10月下旬，范明又接到通知：“西藏不去了，随彭总去抗美援朝。” 范明“又二话没说，紧张地进行准备工作”。 没几天，范明再次接到彭德怀和西北局的通知：“不去抗美援朝了，仍然负责进军西藏的任务。” 一个月内，四次变换任务，两次与进藏有关。这对范明来说，既有点突然，也不算太意外。 多年的革命历练，范明在统战和民族工作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
而早在1949年11月，彭德怀就派他对西藏情况和入藏路线进行过一个月的调查。 其实，一开始，毛泽东有意让西北军区从青海入藏，“担负解决西藏问题的主要责任”。而根据范明的调查报告，彭德怀估计，这至少需要两年的准备时间。 但形势已经很紧迫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最终，毛泽东把这个艰巨任务交给了刘伯承、邓小平，“以西南军区为主，西北军区为辅”，决定十八军为进藏主力，同时决定与西藏接壤的青海、新疆、云南，也各出一支部队向西藏进兵。 彭总命令范明率部进军西藏，就是青海这一路的部队。这支番号为“十八军独立支队”的进藏部队，担负着进军后藏的任务。后藏与班禅的历史渊源深厚，因此，尽管独立支队仅有1100多人进藏，但责任一点也不轻。
他作为班禅行辕代表 陪同13岁的班禅进京 在范明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张第十世班禅的彩色照片，引人注目。这是班禅大师在1985年9月送给范明的。班禅还用毛笔在照片上亲笔写下了“范明同志留念”几个汉字，并用汉、藏两种文字签下“班禅确吉坚赞”。 范明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当年范明曾教班禅学写汉字，“所以班禅的汉字很像范老的”，工整而娟秀。 范明第一次听说班禅，是在1949年8月上旬，兰州解放前夕。一天，彭德怀召集会议，给大家看毛泽东《关于解放西北方针的指示》电报。其中强调“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 范明记得，当时彭总大声说：“这是毛主席准备解决西藏问题的第一个指示。”范明大概没想到，从这时起，他就开始了与班禅的交往。
那时，范明身兼西北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联络部在民族工作方面的第一项紧急任务就是，“把争取和团结班禅的工作做好”。 1949年10月1日，11岁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明确表示拥护中央政府，愿为解放西藏、完成祖国统一贡献力量。 这其中有范明的一份功劳。此前，他多次派人前往青海塔尔寺，做班禅堪布会议厅(班禅的办事机构)人员的工作，通过他们再做班禅的工作。 中共党史出版社《西藏解放史》中记载，当时西藏的形势不容乐观，早就觊觎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加紧策划“西**立”，图谋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在这种形势下，1950年10月7日，西南军区发动了解放昌都战役，此次战役打击了帝国主义和西藏亲帝分裂分子的气焰。次年2月，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5人代表团赴北京，参加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 与此同时，根据中央的决定，范明就任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当年3月，在青海塔尔寺，范明第一次见到了年轻的班禅大师。 范明的女儿郝西燕珍藏着父亲当年与班禅的初次合影照片：班禅大师站在中间，范明和青海省主席扎西分立两旁。 班禅对范明提出了两个希望，一是希望早日实现返藏，二是希望进京向毛主席致敬。
几天后，中央回电，“欢迎班禅进京”。 范明陪同班禅乘坐火车前往北京。1951年的“五一”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班禅。 此时，西藏和平谈判正在进行。范明也参加了这一历史性的谈判工作。 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正式签订。 在北京期间，范明临时居住在北京饭店。
一天，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到北京饭店看望范明，对他说：“和平协议签订了，你带部队进藏可是彭总推荐、毛主席亲定的啊!大胆去干，不要缩手缩脚。” 进藏险阻： 暴雪、涨水、地震、缺粮…… 40多年后，已从陕西省政协副主席任上离休的范明，接受新华社驻兰州军区分社社长、兰州军区政治部编研室主任李敏杰的采访，“整整谈了一个多月”当年率部进藏前后的往事。 那个年代进藏的艰难，是现在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的—— 1951年8月22日，十八军独立支队在司令员兼政委范明率领下，从青海香日德出发，进军西藏。
8月，是青藏高原最美的季节。部队的情绪很高。 但仅仅过了几天，“歌声就听不到了”，别说人了，马都走不动了。来到海拔5200多米的诺木岗山脚下时，强烈的高原反应更是让人走几步就要停下来休息好一阵子。 为了给大家鼓劲，气喘吁吁的范明站在山口上，带头吼起了秦腔。 闯过诺木岗，危险又在眼前。沼泽夺走了20多人的生命，又损失了400多头牲口。接着，又遭遇了暴风雪，横在面前的通天河河水暴涨，部队无法前进。
1987年6月，范明在一篇《十八军独立支队进军西藏纪实》的文章中回忆说，被通天河拦住去路的半个月时间里，部队粮食短缺，请求西北局空投。可这里是世界屋脊，空投谈何容易。 不久，上级回电：“如果难以渡过，就停止进藏，部队返回。” 范明说，我们为完成进藏任务，虽死犹荣，哪有畏缩不前、苟且偷安、半途而废的道理?作为部队的指挥员，如果意志不坚决、犹豫动摇，那么部队就无法实现年底进藏的目标，班禅也不能顺利返回西藏。这将对和平解放西藏、执行“十七条协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只能“人员减粮、牲口减料，勒紧裤带，渡过通天河”。
于是，10月1日，这支进藏部队在通天河边举行了一次独特的庆祝国庆两周年大会。“大会向毛主席发出致敬电，全体同志表示，将昼夜不停迅速全部渡过通天河”。 范明写了一首《西北入藏进行曲》，大家唱起来。“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我们是毛泽东的光荣战士。 为了解放西藏，为了巩固国防，走上了祖国遥远的边疆…… …… 让我们骄傲地歌唱，胜利地走向西藏，把五星红旗高高地插在喜马拉雅山上。” 在抢渡通天河的15个日夜里，独立支队牺牲了8人。 前面还有艰难险阻——海拔6000多米的唐古拉山横卧在面前。 进藏前，范明看过一些书籍，清朝“西安将军”率领的军队，还有后来马步芳的骑兵，都想从这儿进藏，结果大雪封山，全军覆没。
但范明率领的独立支队历时7天7夜，硬是翻过了唐古拉山。午夜时分刚翻过去，突然一阵巨响，天摇地动——唐古拉山地震了，幸无人员伤亡。后来，范明听李维汉说，接到独立支队遭遇地震电报的那天夜里，毛主席派人到地震局询问情况，知道是八级地震。毛主席说：“要他们快转移，能跑出多少人是多少人，别包了饺子!” 就这么着，一路艰难险阻，1951年11月27日，西北进藏部队十八军独立支队终于胜利抵达拉萨。
12月1日，同从四川入藏的十八军主力胜利会师。 到达拉萨前，部队遇到了一件“奇异”的事情。天空同时出现了太阳、月亮、星星。范明回忆说，这本是一个天文现象，碰巧被进军西藏的独立支队撞上了，但笃信宗教的西藏人把它当做“神意”，视解放军为“神兵”，前来迎接部队，献上哈达。范明趁此机会，进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十七条协议”的宣传，效果还真好。
2005年5月，本报记者初访范明老人，惊叹将军进藏的传奇经历，可老人却说：“什么将军呀，吃豆腐的将军呢!”一句玩笑话，就把当年轻轻放下。 病榻上的老人 还在关注着西藏 范明率领的进藏部队中还有百十名女兵，他的妻子梁枫就是其中一名——老太太常说“跟着老头子，把罪受扎咧”。 1955年，范明与梁枫的女儿郝西燕在拉萨出生。郝西燕名字中的“西”字，就是指西藏。 说来也是有缘。郝西燕的丈夫付和睦，也是1955年出生在拉萨。从他的名字中，就能看出“民族和睦”的意味。付和睦的父亲付生，当年也是西北进藏部队中的一员，任十八军独立支队前梯队参谋长。部队与十八军主力在拉萨会师后，付生又接受范明的命令，护送班禅返藏。 班禅行辕的队伍比独立支队进藏的士兵还多，又带着几万头驮牛、骆驼。走半天路、放半天牧。沿途不断有藏族佛教信徒长途跋涉而来，祈求班禅摸顶祝福。这一路，走了几个月。 好在一切顺利。1952年4月24日，班禅抵达拉萨。
1954年7月，范明陪同班禅进京向毛主席致敬，与毛泽东、刘少奇、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合影。范明就站在宋庆龄副主席身后。 1958年，范明被错误批判为“反党集团头子”、“极右分子”，投入秦城监狱13年，又在大荔农场劳改多年，前后长达22年。1980年，中央组织部给范明平反。 1984年4月，复出后的范明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时，见到了班禅大师。班禅抱着范明大哭一场。 1985年9月，离开西藏近30年的范明和老伴梁枫，作为贵宾被邀请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纪念活动，回到拉萨。范明又一次见到了班禅，可这是最后一次——1989年，班禅大师圆寂。 近年来，范明多次回到拉萨，参加庆祝西藏和平解放的纪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