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英帝国主义乘民国中央政府初告成立，政局动荡不稳之机，挑拨西藏当局同中央政府的关系，唆使西藏统治集团驱逐清朝驻藏大臣，逼迫川军退出藏境。此时，正值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在位。达赖住在前藏拉萨的布达拉宫，班禅住在后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后因达赖派兵驻扎后藏，致使两位活佛交恶，班禅于1923年11月15日出逃到青海，1937年12月1日在青海玉树含恨圆寂，终年54岁。十世班禅1938年2月3日出生于青海循化县温都乡,1941年被认定为九世班禅转世灵童。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于1949年6月3日颁发了承认青海灵童并“免于金瓶掣签”的命令，
同年8月10日，在西宁塔尔寺举行了“坐床”典礼，后为避免战火，迁住海西香日德隐居。 范明受领任务后，前往西宁，配合中共青海省委、省军政委员会到塔尔寺，做班禅的工作。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使班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际，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及彭德怀副总司令发出了致敬电。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复电班禅，赞扬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希望先生(班禅)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奋斗。” 1950年8月25日，班禅在范明帮助下，在解放军的护送下，与行辕人员一同离开香日德，返回塔尔寺。
这年的10月初，彭德怀限范明在一个月时间内去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任党委书记兼市长。就在范明准备进疆时，突然接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通知，告诉他准备跟随彭总去抗美援朝。不几天，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又通知他，要他仍然负责进军西藏的任务。对“一月数变”，范明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他笑着对我们说：“不管咋变，作为一名党员、一个军人，都要听组织的、听领导的。最后彭总抗美援朝去了，我仍然组织部队进军西藏，我和彭总就此分手了。”
1951年1月，范明被任命为西北西藏工委书记和西北军区进藏部队司令员兼政委，2月27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又根据中央的决定，任命范明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从此，他便与班禅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年4月，在周密安排下，时年13岁的班禅在范明等陪同下抵达北京，受到朱德、周恩来、李济深、李维汉，以及民族学院师生、北京市的居士、喇嘛和在京的藏族人士代表极为庄重热烈的欢迎。周恩来在与班禅互赠哈达后，紧紧握住范明的手说：“你为中国的统一立了一次大功，我代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感谢你。”
“五一”国际劳动节，范明又与李维汉一起陪同班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在班禅向毛泽东敬献了哈达后，毛泽东很高兴地对班禅说：“在西藏，你比我说话管用，所以西藏的解放主要还得靠你!”同时，他对范明的精明能干赞赏了一番，并要求他用3年时间学会藏语。
从5月2日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与西藏地方全权代表，经过十多天的会谈磋商，终于恢复了十世班禅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并于5月23日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 接着，范明又陪同班禅一行到天津、上海、杭州等地参观了一个多月，使班禅亲身感受到了人民翻身作主人的新中国蓬勃向上的新风貌。 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达成后，为了贯彻执行协议，促进西藏内部的团结，实现班禅荣返西藏，根据中央对班禅入藏工作人员先去、班禅后去的指示，于1951年7月组织了班禅行辕200余人，命名为“班禅行辕入藏工作委员会”，随范明率领的西北军区入藏部队(途中又改称十八军独立支队)入藏。
8月28日，范明率部及班禅行辕入藏委员会一行4000人，8000头牦牛、马匹，1000多峰骆驼，沿着当年文成公主进藏的唐蕃古道，踏上了进军西藏的征程，一路上经历了高原反应、严寒酷暑、山洪阻拦、缺粮少食、土匪袭击和强烈地震等艰难险阻。
历经4个月的千辛万苦，进藏部队穿越柴达木盆地，攀上终年积雪的昆仑山和唐古拉山，踏过黄河和长江的源头，行程3000多华里，于12月1日胜利抵达西藏拉萨，20日与张国华率领的第十八军在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举行了胜利会师大会。 “历史上部队进藏曾有过4次，一次是薛仁贵，三次是马步芳，但他们都在半道就全军覆没或返回了。从北路进军西藏取得胜利的第一支军队，就是我们!”范明对能够亲历半个世纪前的那段历史，始终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根据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西南西藏工委和西北西藏工委合并，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西藏地区工作委员会，张国华任书记，范明任副书记，还于1952年2月10日成立了西藏军区，范明被任命为第一副政治委员。1955年范明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2年6月，班禅一行近2000人离青返藏。抵达拉萨东郊胜利塘时，范明和西藏的党政军领导同志到驻地迎接和看望班禅，祝贺他荣返故里。 班禅进入拉萨时，一些**分子暗中采用军事和政治手段对我党的政策和班禅进行攻击，散布谣言说班禅是毛泽东的三儿子，是假班禅。班禅住在大昭寺的第二天，其“人民会议”中的一些坏分子又暗中与藏军勾结，企图袭击大昭寺。范明迅速组织力量进驻大昭寺对面楼上，日夜守卫着班禅的安全。 班禅在拉萨共停留了43天，经过范明等人艰苦细致的说服工作，和堪布会议厅官员进行商讨安排，于6月9日，由仪仗队打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及宗教旗帜为前导，在我党我军领导人、噶厦僧俗官员和拉萨民众倾城出动的欢送下，班禅大师离开拉萨，于6月23日回到了日喀则，在扎什伦布寺历代班禅举行坐床大典的大殿内，隆重地举行了参禅仪式。
班禅荣返故里后，西藏人民群众爱国热情高涨，对范明等为班禅返藏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汉族人士非常感激，一律呼之为“阿乡拉”(舅舅)，以表示对毛主席、共产党的爱戴之情。舅舅这个称谓，是从文成公主时代传下来的，表达着汉藏民族之间的亲情。 在那极“左”的年代，范明和班禅都先后受到了不白之冤。直到26年之后的1984年4月，复出后的范明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才见到了日夜思念的班禅大师。班禅一见范明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紧紧地抱着范明大哭了一场，而后设宴款待了老朋友，后来又特意送他一张签名的标准相片。 因与彭德怀的特殊关系受尽折磨，又靠彭德怀精神鼓舞熬过寒冬 1991年6月，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大庆时，当年赴藏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张国华、张经武、谭冠三等同志都已作古，唯独77岁高龄的范明，千里迢迢赶回他的第二故乡拉萨。在庆祝盛会上，中央代表团团长李铁映拉着范明的手向大会介绍说：“这是我们的革命老前辈、解放西藏的唯一活宝——范明将军。” 范明老将军能够活下来，是与他对党和人民的无限信赖与坚韧不拔的毅力分不开的。
事情还得从50多年前说起。1956年初夏，张国华和范明一起被选为党的八大代表，从西藏绕道印度、新加坡和香港赶到北京参加会议。在首都逗留期间，范明忙里偷闲，看望了彭德怀、李维汉和张德生等老领导。范明向他们汇报了西藏的党政军建设工作，张德生给他介绍了苏联一本歌颂共产党人开展民族工作的小说《阿里泰到山里去》。彭德怀插话说：“'范大人’多才多艺，也应写一部体现毛主席的民族政策在西藏胜利的小说。国际上不少人关注着西藏，要把和平解放西藏作为东方民族工作的典范来写，书名我看就暂定为《新西游记》，限你3年完成任务。不把进藏部队的英雄业绩写出来，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罪过。” 遵照彭德怀的意见，范明利用进京开会的机会，多次到故宫博物院等处查阅和搜集有关历史文献，开始整理进藏部队的事迹和自己的进藏日记。但是，由于他政务繁忙，迟迟没能动笔。
直到1956年，他在百忙中坚持每天清晨4时起床，整理和撰写两个小时的材料，截至这年的11月底，终于写出了3万多字的《新西游记》的创作提纲，还写下了第一回的两万多字。 1958年4月，“左”的风暴翻过雀儿山、二郎山刮进了西藏，范明被打成了右派。在对他的100多天的大会批、小会斗中，为他抄写《新西游记》写作提纲的人又揭发了他写有“毒草”的这件事，于是把他的家抄了个底朝天，把他的写作“提纲”定为反党纲领，把和他同时进藏、当时担任西藏组织部长的白云峰，以及他1937年参加革命的妻子、时任西藏共青团委书记的梁枫等同志，一同打成“反党集团”。范明被撤销了党政军的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党籍、军籍，由行政7级降到18级。梁枫也被打成右派，由行政12级降到17级。夫妻两人被押到东北长白山劳动改造，后因病又被转到陕西大荔劳改农场。
接着，又在西北军区进藏的干部中清理了范明反党集团的“毛毛根”，结果使600多名干部无一幸免。 1962年，党的7000人大会之后，范明受到的不白之冤经过多次向周总理和党中央申诉，得到了平反，全家搬回西安。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又飞来横祸：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案又牵扯到了范明。这年的9月19日，范明被戴上了手铐，锒铛入狱。不久，同白云峰一起被转到秦城监狱。范明的两个儿子和二哥为此也受牵连，两个儿子分别被判了8年和6年有期徒刑，二哥郝伯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母亲也被迫离家出走致死。 被关进铁窗的范明，开始又气又急。
但此时，彭德怀对他的一些教诲便在耳边响起：“从某种意义上讲，血的考验、火的考验和胜利的考验还容易承受些;但蹲监狱的考验、委屈的考验和失败的考验，却往往使人难以承受。有的共产党人坐国民党的牢房还能想得通，但是坐共产党的牢房却想不通，受委屈不病而死，倒下了。”“我们国家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所以在革命中难免误伤一些好同志，委屈一部分人，这都是很正常的，就跟锄地一样，谁能保证每锄下去锄的都是草，而不伤到苗呢?” 每当想起彭德怀这些富于哲理的教诲，范明就增强了活下去的勇气。
他决心要活到最后，笑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