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三十人之指点江山》一书中记载了张少杰的回忆，农研室设立联络室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保持与农发组的沟通，安排农发组的年轻人进行一些农村调研。“农研室有什么项目，我们就接过来，然后拉上一帮同学一起做。我们那时没事就跑到王岐山的办公室，问他最近有什么事、有什么想法。他就会告诉我们，比如最近农村有这么一些事，你找几个人跑一趟怎么样？杜老最近要抓一下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你们去调查一下吧，如此等等。” 在农研室的这些年里，王岐山的办公室是年轻人聚会、讨论的重要场所。除了农研室的工作外，当时王岐山还积极参与了80年代的思想运动。当时广受知识分子欢迎的《走向未来》丛书中，就有王岐山的身影。
“当时刚刚开放，国外很多科学前沿，大家并不知道。”黄江南告诉记者，《走向未来》丛书的诞生就是为了“把全世界人文科学的前沿，用简单明了的方式，介绍给国内的青年。” 这套丛书致力于普及西方先进理念，其编委和原创书目的作者，大多是当时国内优秀的知识分子。丛书上市之后，各地纷纷抢购，不断再版。“这套丛书已经是现代中国人精神史的一部分。”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朱晓阳这样评价，“这是那个时期中国自由思想界的象征和中坚，其地位有些如《新青年》之于五四时代的人。”
1986年，农村发展所成立，王岐山出任所长。他依旧嗜书如命，喜欢给朋友们开书单。他当时推荐的书是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这本书从明治时期日本打开国门、致力维新说起，一直叙述至二战之后在废墟上重建日本，并创造经济奇迹的整个过程。 据当时在发展所工作的王振耀所述，“读《激荡的百年史》，就是要提醒大家日本在现代化中走过的哪些路我们应该避免。改革有了成就后，还会有危险，会遇到崩溃、战争，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前瞻性的问题。”
“他是在引导大家。”王振耀说，“他跟我们一块儿学，听我们每个人发言。他一般不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和大家针锋相对，而是会提出问题，让大家思考”。王岐山并不拘泥于改革与保守的标签，“而要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问题”。
在王振耀看来，在王岐山手下工作非常舒服：“发展所里写了那么多文章，没有一篇署他的名字，他参与讨论、起草，但要求不署自己的名字”，“现在有些领导写文章愿意署名，领导一署名，底下人怎么署？领导署在最前面，那些写得多的人署在他后面？王岐山有他的领导方式，他不署名，反而大家好署名。他很自觉，（各方面问题）他都给你考虑到了。可能外面人看来，王岐山很凶，很狠，但我们在他手底下工作的人，很舒服。”
王岐山以自己独特的工作风格和组织协调能力，带领着发展所的年轻人，激发他们的思考。并把他们的主意向杜润生汇报，落实到农村的改革中。“他知道你思想的价值。”王振耀感慨道。“他从那时候就不愿意说一些套话，一直到他当省委书记以后，还是讲话不打稿。”
王岐山处事的特别之处，还可从另一件小事中窥一二。有一次，王岐山和黄江南一起到河南省某县，县里的领导招待他们。河南省有“灌酒”的风气，餐桌上，该县的一个办公室主任，拿起一杯酒顶在头顶，跪在地上，对王岐山说，到我们这来，这酒一定要喝，你不喝我就不起来。
“要一般人就说起来起来，就喝了。岐山呢，就不喝。他不是完全不能喝，但是你以这种方式胁迫，他就不屑一顾。他说，你喜欢跪着就跪着吧。”黄江南至今回想此事，仍颇感惊奇。“王岐山继续和其他吃饭的人谈笑风生，留他一个人跪那。”
如此场面让黄江南倍觉尴尬，因此他主动提出替王岐山饮下此杯。王岐山却不同意，只说“他喜欢跪就跪去”。最后这位办公室主任只得起身。
“不买账，你愿意跪就跪着，我理都不理，我不但不喝，我也不劝你起来。”黄江南说，“他经常会有一些超乎寻常的处理方法，我想一百个人里都不会有一个人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