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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王岐山不买账官员“灌酒” :他喜欢跪就跪去

如此场面让黄江南倍觉尴尬,因此他主动提出替王岐山饮下此杯。王岐山却不同意,只说“他喜欢跪就跪去”。最后这位办公室主任只得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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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经济网,作者:吴如加 林子敬,原题为《王岐山脸谱:律己于先 在家做饭招待老友》,本文系节选

  田埂上的改革者

  在1984年之前,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心主要停留在农村,涉及城市的改革相对较少。

  “文革”结束之后,一些知识青年对农村的经济、社会问题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在成功举办了几次讨论会之后,为了更好地研究改革问题,年轻人们筹划着成立一个机构。“大家一合计,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简称‘农发组’)。”黄江南回忆。

  当时农发组的成员以学生为主,其中包括后来的知名经济学家周其仁,以及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作为一个由年轻人自发组织起来的民间机构,农发组还得到了两位中共高层人士的支持,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一位支持者是邓力群,另一位则是时任国家农业委员会(简称“农委”)副主任的杜润生。两人亲自参加了农发组的成立大会,虽然所谓“大会”也不过只有三四十个回城知青。

  经过邓力群与国家计委的沟通,农发组被挂靠在社科院农经所,经费则由农委发放。

  1981年,农发组在杜润生的带领下,开始参与起草中央一号文件。这份名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的文件改变了中国,文件中肯定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自此合法化,人民公社在政策层面被瓦解了。

  此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简称“农研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两套班子一套人马,杜润生任主任。原有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则被撤销了。

  农研室由于坐落于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又被习惯地称为“九号院”。

  1982年,由于杜润生的赏识,王岐山被借调到农研室。他在九号院一呆就是7年。

  九号院里曾流传着一个调侃“四君子”的顺口溜:“翁永曦的脑子黄江南的嘴,朱嘉明的文章王岐山的腿。”黄江南对这一调侃并不以为然。在他的记忆中,每当需要打印文件,或者送报告,王岐山就主动跑腿。“他经常说‘这事我去’。只不过是不摆架子,小事他也干。不能因为这个就说这是‘腿’。这都是外面人调侃的说法。”

  “同事、朋友们找他帮忙或议事,总是很热心,骑个小摩托,挺忙乎,累得跟驴狗子似的。”翁永曦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回忆,这辆引人注目的小摩托是王的亲戚所赠,在当时给了王岐山很大的帮助。

  王岐山在农研室的工作主要是安排递送文件资料、组织会议座谈,“保持基层任职年轻人与中央农研室密切联系”。赵树凯当时在农研室任办公室秘书,在他的印象中,王岐山“广泛交往”并且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先是担任联络室成果处处长,很快又被提拔为该室的副主任。

  • 责任编辑:胡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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