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1月，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报告。刘少奇在讲话中说：
“关于我们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负责任的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
“……改正错误的办法，就是要经常保证谦虚谨慎的作风，经常保持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工作中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刘少奇在这次讲话中坦率的承认了中央的错误和缺点，同时强调民主集中制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但他的这番讲话并没有使毛泽东舒服。而相反，林彪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让毛泽东感到了一丝宽慰。
林彪在讲话中说：“目前，我们在物质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弯路会少走的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
自从“大跃进”遭受重大挫折以来，毛泽东一直感到压抑。林彪的这个讲话，使他倍感欣慰。林彪的讲话整理出来后，毛泽东写道：“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细读历史，我们不能不为历史的某些巧合感到震惊。刘少奇在遵义会议以及毛泽东和王明的斗争中都坚定的支持了毛泽东，从1935年的遵义会议到1945年刘少奇被确定为接班人，时光过去了十年。
林彪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也都坚定的支持了毛泽东。从1959年的庐山会议到1969年林彪被正式确定接班人，时光也正好是十年。
从种种史料分析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正是从七千人大会开始。
七千人大会召开的当年7月25日至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工业、财贸等方面的工作，包括包产到户在内。8月6日，毛泽东在全体大会上讲话，突出地提出三个问题，即阶级、形式和矛盾。
刘少奇当时是支持包产到户的，而毛泽东则主张还是搞集体化。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有了一些的分歧。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修正主义的问题。
时光到了1964年，随着中苏论战的日益升级，毛泽东越来越把注意力放在中国会不会修正主义的问题上。这年5月15日至6月16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毛泽东、刘少奇都作出了这样的估计：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毛泽东在16日的一次讲话中说：“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可能出修正主义。
1964年12月，刘少奇在三届人大上继续被选为国家主席，与此同时，他与毛泽东的分歧也日益公开化了。
这年的12月15日到28日，中央举行工作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会上明显地表现出分歧。当时的“四清”主要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在这一点上两人没有分歧。但对运动的性质，刘少奇认为“四清”与“四不清”是主要矛盾，矛盾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则认为矛盾的性质主要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所以运动的名称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次会议通过了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十七条，体现了毛泽东的主张，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以后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把文件补充修改成二十三条。
参加了这两次会议的薄一波回忆道：“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泽东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
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泽东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泽东回答说：“就在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回顾1964年，还有两件事情非常值得叙述。这一年的10月16日，在中国和苏联各发生一件震动世界的事件。这一天，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同一天，苏共中央全会解除了赫鲁晓夫的最高领导人职务。当时有人曾开玩笑说赫鲁晓夫是被中国的原子弹震下了台。
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国曾试图借此改善中苏关系，派周恩来率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庆祝活动。11月5日，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第二天，周恩来分别拜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表达了中苏团结的意愿。但没想到，就在11月7日晚上的庆祝酒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却挑起事端。对周恩来说：“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不要任何赫鲁晓夫妨碍我们的关系。”对于这种严重的挑衅，周恩来当即向苏共领导人提出抗议，但双方会谈几日却毫无结果，中苏关系由此彻底破裂。
这件事情发生一个多月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就“四清”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这样，国内和国外各种因素迭加在一起终于使毛泽东下决心改变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