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说：“那好，不过当我们强调不可轻视敌人的同时，也要防止产生另外一种倾向，即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甚至产生一种恐敌或畏难情绪。记得去年11月我刚到新疆，曾有过一次伊犁之行，在那里听到不少有关乌斯满的传闻，有的竟把乌斯满吹嘘得神乎其神。苏联驻伊犁领事馆的一位外交官甚至向我提出，如果乌斯满武装叛乱，在平息叛乱时，要不要苏联出兵相助？我听了觉得有些好笑，当即对他说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我们完全有信心平息任何武装叛乱。他乌斯满过去与盛世才和国民党周旋，不就是打游击战吗？如果用这一套战法对付我们，他算是找到冤家对头了，因为我们就是打游击战出身的，可以称得上名副其实的打游击战的祖师爷，他乌斯满岂能是我们的对手？那位外交官听了我的话一笑置之，好像我是有意向他吹牛似的。现在据说又有人在鼓吹乌斯满的神出鬼没，鼓吹乌斯满如何难打，如果这种论调出自敌对势力的造谣惑众，倒也不足为奇，如果出自我们自己内部那就值得注意了。”
陈东海附和说：“我也听到一些类似的议论，有的还确实出自我们自己内部，比如我师有一个汽车连，因遭到敌人埋伏，损失惨重，就有点由轻敌变成恐敌了。据他们连长说，有的战士一说到乌斯满，真有点谈虎色变呢。所以你刚才讲的在强调重视敌人的同时，又要防止过高地估计敌人是很对的。”
王震接着说：“还有一个问题值得重视，就是一定要把军事进剿与政治争取结合起来。目前乌斯满号称三四万人，尧乐博斯据说也有数千之众，其实他们都没有正规军队，大部分都是被他们欺骗和裹胁的群众。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群众争取过来。在乌斯满那里，还有一些部落头人，实际也是被迫或上当受骗的，有的和乌斯满还有这样那样的矛盾，把这些人争取过来尤其重要，因为一旦把他们争取过来，他那个部落的群众也会跟着过来的。对那些大大小小的匪首，也要区别对待，要注意分化瓦解他们，要集中力量打击以乌斯满和尧乐博斯为首的极少数叛匪头子。这样，就会把乌斯满和尧乐博斯孤立起来，一旦他们脱离了群众，便成了孤家寡人，他们的末日也就来临了。在争取受骗群众的过程中有些情况也需要讲清楚。对于乌斯满这个人，我们原来也是想把他争取过来的，我们曾经派过好几个代表团与他谈判，我也曾亲自给他送过信，可以说做到了仁至义尽，但他冥顽不化，决心与我们对抗到底，我们也只好把他宣布为新疆各族人民的公敌了。关于尧乐博斯，因为他参加了起义，我们对他一直持欢迎态度，而他却欺骗了我们，一直没有改变他作为国民党忠实走狗的本性，他刚刚逃离哈密，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便委任他为新疆省主席，看来他的叛逃是早有预谋的。说明这些情况，可以教育那些受骗群众认清他们的反动本质，从而尽快幡然醒悟，站到人民这方面来。”
王震结束了有关剿匪的问题的谈话之后，又谈了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陈东海离开时已是第二天早晨了。
陈东海向大家介绍了王震接见他的情景，所有到会的同志都深受教育，都纷纷表示一定遵照王震的谈话提高自己的认识，坚决贯彻执行他在谈话中的要求与指示。陈东海对大家的表示非常满意，随后说道：“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对乌斯满的具体情况了解不够，我的意见是组织一支精干的侦察部队作为主力的先导，他们可以把侦察到的情况随时向主力部队报告，主力部队再根据具体情况作出部署，这样就可以避免因情况不明而徒劳往返了。”
对陈东海的意见，大家都表示同意，铁木尔团长还建议在这支侦察部队中要增加一些熟悉情况的哈萨克战士，比如像布尔库特这样的战士，必要时可以化装成哈萨克牧民深入到敌人的腹心地区，以便把情况搞得更加细致准确。陈东海听了觉得这意见很好，特别是提到布尔库特的名字更是极表赞成，最后他不由把目光转向一直坐在帐篷一角的侦察科长张兴，问道：“你是侦察科长，你有什么意见？”
这个张兴是陈东海特意带来的他那个师的侦察科长，是跟随他转战多年的老部下，但其人的年龄并不大，只有二十四五岁，而且长得十分英俊，特别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直闪动着一个侦察人员特有的镇静和机敏。他见陈东海点了他的名，便说道：“我的意见是，这支侦察部队可以以指挥部侦察排为基干，再抽调警卫排一些有战斗经验的战士，加强这支部队的独立作战能力；我也非常赞成吸收一些熟悉情况的哈萨克战士，特别是像布尔库特这样的战士；此外我请求亲自带领这支部队去执行任务，并希望携带电台一部，以便及时与指挥部联系。”
陈东海当即同意了张兴的意见，最后说：“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会就开到这里吧，有些具体事宜再个别解决好了。”
五
散会以后，干部们走出拥挤的帐篷，都不禁伸展一下有些疲倦的筋骨，贪婪地呼吸着野外特别清新的空气。
营地上依然燃烧着一堆堆篝火，战士们仍在围着篝火说说笑笑。在布尔库特那个排的篝火周围，战士们却在凝神地听着布尔库特的弹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