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北京出现的这一场交锋，从1977年春天开始，就怎么也制止不住似的，坚守在“两个凡是”营垒里面的人们似乎正在步步溃败，叛逆者的队伍却日益强大，就好像一股“祸水”，卷来卷去，到处惹是生非。到了1978年的夏天，这股“祸水”就冲出了中南海的高高的红墙，冲出这座古老的城市，席卷了全中国。
说来也怪，最先感受到震撼的是一个相当遥远的地方——大西北。6月25日，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对一群理论学者说：“拿出勇气来追求真理”，“不要这个是禁区，那个也是禁区”。过了两个星期，这股“逆流”卷到了另一个遥远的地方——东北。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要他的下级“解放思想”，还用一种近乎煽动的口吻鼓励大家，什么话都可以说，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又过了两个星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就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了。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当前最大的拨乱反正”。然后，西北方向又有了回应。新疆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汪锋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还说，承认不承认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接着，这股“逆流”便转而南下。9月上旬，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说，科学理论可以作为逻辑证明的论据，但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还说，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这一番话的确不是耸人听闻，至少在邓小平看来是如此。但是邓小平却不会认为仅仅有这几位省区书记出来说话就可以了。有如他在后来说的：“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一向精于审时度势，这时候就更加认识到，要把这场争论扩大到全国去。争论得越彻底，“凡是派”就越是无地自容，自己的理论也就可以越彻底地成为新时代的主流。于是，他就觉得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到处点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