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有何种态度
根据凌青介绍，安理会表现其政治立场的集体协议大体上有三种方式：秘书长报告、主席声明、决议。
其中，秘书长报告往往叙述或重复联合国旧的决议。主席声明一般是在决议有关各方意见还不统一，争取“拖而不裂”，在这个过程中协调各方立场的表达方式，使用各方都能接受的措辞。
只有决议是安理会采取行动的最高形式，具有强制执行的含义。因此，对安理会决议的关键部分，各方都会句句必争。常任理事国的否决票，就成为决议能否通过的关键。
在凌青看来，常任理事国享有的否决权是《联合国宪章》对二战5个战胜国给予的特权。其中，美、英、法虽然也有分歧，但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否决权的使用，归根到底是围绕着中、美、俄三个国家的战略协调和战略较量而展开的。
他说，对否决权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不用，什么事情用、什么事情不用，都是十分微妙的问题。
比如，冷战结束后，否决权次数的减少反映了在国际较量中，意识形态斗争色彩的减弱。各国之间互相妥协和协调的空间和余地变大了。
再比如，威胁要使用否决权的问题。它可以起到某种阻遏作用，使别的国家及时了解自己的立场，从而改变态度，寻求妥协方案。威胁要使用否决权是为了最后可以不使用否决权。
他认为，威胁要使用否决权的阻遏作用在所有事例中都十分明显。
不过，否决权尽量少用并不等于不用。因为它代表了常任理事国的分量和在世界上的影响。比如美国在使用否决权上从不含糊。
凌青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认为，1971年以来中国使用否决权次数较少，既有中国慎重、负责的因素，也有中国参与国际事务不多，比较超脱的因素。但今天中国已全面参与联合国活动，深深介入各种国际事务，所遇到的国际挑战也越来越多。
他认为，中国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为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立场，该行使否决权的时候就行使否决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