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军警伸出同情之手
对印古什人和车臣人的驱逐开始于1944年2月23日清晨，令异见人士胆寒的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向斯大林汇报了整个过程。“2月23日到29日，478479人，其中包括91250名印古什人上了火车。157列火车已开往新定居点。1016名反苏的车臣和印古什人被逮捕。”
“在行动中，动用了1.9万名警察和内卫部队，他们中的一些人此前参与了驱逐卡尔梅克人的行动。他们还将在即将开始的驱逐巴尔卡尔人的行动中发挥作用。”
作为政府的铁拳，军警们的职责是押解并监视被放逐者；作为有感情的人，逼迫同胞背井离乡让他们感到困扰甚至痛苦。当时10岁的印古什人伊萨·哈什耶夫对BBC说，“负责押送我们的士兵是个好人，他帮助我们把5袋谷物装到车上，还帮助我们打包被子和衣物。要不是他，我们肯定活不下来。”
印古什人阿劳丁·沙迪耶夫曾在战场上与纳粹浴血搏杀，离开前线后成了内卫部队的一名官员。看到同胞被逐，他于心不忍：“我很难过，非常难过。我每天晚上都大哭。我尽全力去帮助同胞们，但是也要完成身为公职人员的任务。”
沙迪耶夫的工作是检查被流放者，执行任务时的所见所闻让他内心恐惧。“有一次，我问孤儿被安排到了哪里？有人向森林的方向挥挥手。在树下，我发现了很多躺在稻草上的小孩子，几个年龄大些的女孩向我跑来，最大的不过12岁。那些躺在地上的婴儿都向我伸出双手，他们在寻求帮助。”那些年龄大些的女孩在附近的田野和果园找吃的，或者去乞讨。“孩子们都沉默地躺在那里。这一幕让我十分难受。时至今日，我仍然不想和别人谈起。”
70年未解的心结
定居乌兹别克斯坦的鞑靼人集中生活在独立的居民点，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如建筑、采矿、农作物种植等。他们还要遵守一系列特殊规定，在没有得到当地内卫部队官员同意的情况下，不得离开安居点，也就无法和多数苏联民众享受同等权利。更有甚者，鞑靼人还得像二战时期德国境内的犹太人一样，随身携带标有种族和身份的文件，以备检查。
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对这些少数民族的苛刻责罚是苏联官方的禁忌话题。这位铁腕人物死后4年，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才陆续被允许返回家乡。然而，回到故土的他们，满眼尽是物是人非的场景：陌生人搬进了他们的老宅、占有了他们的土地；清真寺被摧毁，墓碑被挖走，山上矗立了几百年的古塔都被夷为平地。心碎的人们纷纷返回了遥远的中亚。
相比之下，鞑靼人的抗争更艰难，也更顽强。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政府废除了对鞑靼人的特殊限制；1967年9月，针对这个民族的叛国罪指控被撤销；不过，直到1987年以后，鞑靼人才能自由地生活在克里米亚，而不必担心被遣返回乌兹别克斯坦。
时过境迁，到21世纪初，半数以上的鞑靼人已回归故土，他们是一个团结的集体，矢志不渝地通过和平抗议，争取政治、经济和市民权利。《华盛顿邮报》称，根据乌克兰2001年的人口统计，鞑靼人占克里米亚总人口的12.1%。
如今生活在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中，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友在当年的大流放中丧生。他们由此成为克里米亚地区反俄力量的中坚。苏联解体后，曾被赫鲁晓夫当礼物送给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的归属问题浮出水面。1991年的全民公投中，乌克兰以微弱优势获得了克里米亚的主权，鞑靼人的支持居功至伟。此后，鞑靼人的代表机构一直和亲乌政党关系密切。
然而，偏向乌克兰的鞑靼人与基辅当局也存在矛盾，当地自治政府的议员Egizov告诉NPR，“乌克兰政府认为我们是少数民族。我们不是少数民族，鞑靼人是土著，是克里米亚半岛的主人。”随父母从乌兹别克斯坦回归时，Egizov只是个稚童，而此类想法在年轻的鞑靼人中相当普遍。他们希望在克里米亚全面复兴鞑靼文化，包括将鞑靼语作为官方语言。
2月26日，克里米亚议会被武装人员占领前，鞑靼人汇聚成比亲俄派更壮观的抗议团体。《华盛顿邮报》称，无论鞑靼人与乌克兰有怎样的分歧，如果在被乌克兰人统治和被俄罗斯控制之间二选一，历史的伤痛会让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这正是鞑靼人的复仇。(记者 张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