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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前新闻发言人:事前审查记者提问是很愚蠢的

总理记者会的问题是否会事先审查?周觉说:“根本没有这种事。即使有这个想法,也是很愚蠢的。”

  “透明”催生的总理记者会

  其实,周觉担任人大会议的新闻发言人,是一个偶然。

  由于和第一任新闻发言人曾涛、第二任姚广一样,之前都曾出任中国驻法大使,很多人问周觉,是不是人大会议的新闻发言人按规矩是由驻法大使担任?他笑着答道,这纯属巧合。

  因为,这一职务原本定的是由时任中国驻美大使朱启祯接任。但当时朱启祯正在美国进行必不可少的离任拜会,赶不及回国,周觉由此进入了中央的视野。

  1990年10月,63岁、搞了36年外交工作的周觉,结束了驻法大使的任期回国。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找他谈话,表示现在干部青黄不接,对身体好、懂外文又德才兼备的,年龄方面可以有些弹性。当时,新组建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正需要一个懂外事的领导,周觉由此调入了国新办,担任副主任。

  1993年初,组织上找周觉谈话,推荐他作为全国人大会议新闻发言人人选。事后听说此消息,一些熟悉情况的朋友告诉他:老周,这是个苦且难的差事,搞不好容易得罪人。周觉对自己的评估是:笔头上还可以,口才和表达能力有限,但性格比较随和,知识面比较广,外国记者也见得多了,不管记者怎么问,能够沉得住气。既然组织上让干,那就只能从命。

  在3月15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上,大会主席团决定,由周觉担任大会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后经大会选举,周觉还成为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实际上,1993年春节刚过,周觉就提前进入工作状态了。以总理记者招待会为重头戏的各项新闻准备工作,早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1983年设立人大新闻发言人制度以来,整个六届人大期间,新闻发言人都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介绍会议议程、回答记者提问、宣布选举结果等,但并不邀请总理出席。

  邀请总理、副总理出席记者见面会的惯例,肇始于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的成立。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是主旋律。大家感到,包括人大的各项工作在内,都应该是比较透明的,所以在1987年成立了新闻局。”曾任人大新闻局局长、现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的周成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88年是人大新闻局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是换届之年。4月13日下午,大会闭幕之后,应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曾涛的邀请,新当选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副总理姚依林、田纪云、吴学谦,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有400多名中外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

  在此次招待会上,李鹏回答了记者提出的包括铁道部部长丁关根辞职、对知识分子的所谓“压制、镇压”和所谓的总书记与总理“在改革问题上有分歧”等各方面问题。针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提出的关于他和周恩来的所谓“特殊关系”问题,李鹏坦然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背景,做了澄清。

  到1990年10月周成奎出任人大新闻局局长时,“两会”后的总理记者招待会已经连续举行了3次,而新闻发言人也已换成了姚广。在姚广的领导下,周成奎参与了1991年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总理记者会的组织工作。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召开。这期间,邓小平南巡实际上已成为两会代表和中外媒体关心的焦点,但当时南巡之事和邓小平谈话精神尚未正式公布。这一年,总理记者会没有举行,成为这一惯例开始以来唯一阙如的一次。

  1993年,又是一个换届年。即便对于已有较丰富经验的周成奎而言,换届的新闻安排,也是头一次。

  • 责任编辑:雨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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