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毛泽东进言重视反腐的民主人士仇鳌
向毛泽东直言反腐第一人
195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前夕，湖南省民主人士、毛泽东的忘年交、后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的仇鳌(1879—1970)，给毛泽东写去一封洋洋数千言的长信。他在信中恳切直言：“将马恩列斯及你的著作深刻研究，大足以创造另一世界及另一国家之经济文化，这是无可置疑的。唯党一接近实际政治，最易停滞与腐朽。从来讲主义，谈政治，在宣传的革命时期，属于破坏方面，无所顾忌，易于成功;而革命胜利后，迄至掌握政权，进入主义的建设，千万头绪，学识不够，经验全无，不但难见成功，而且时有错误，遂不免自起怀疑，顿生停滞现象。在此期间，最宜鼓起勇气，克服此种困难，使既定政策能逐步实现。又，同志们在地下工作期间，正如孟子所谓‘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此皆能忍受。一旦革命成功，上述各种情况忽然消逝，取昔日敌人之所有者而尽有之，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皆达愉快，不免在有形与无形之间，使革命的伟大前途，因腐蚀而发生障碍。此则当前未可丝毫忽略之问题。好在你党有一革命武器，即批评与自我批评。但须时时把握这个武器，不仅自己党员，就是党外人士，亦应争取共同掌握，相互运用，则一切难艰皆可克服。”仇鳌这封信有两个特点：一是见事早。远在新中国刚刚建立之初，仇鳌就很有预见性地指出，共产党在执政后一定要注意保持清醒的头脑，以正确对待工作的失误。二是语言直。全信没有颂词，没有谀词，没有八面玲珑的话，只有苦口良药般的警戒良言。毛泽东看了这封信以后，慨叹颇多，感同身受，深为佩服和赞同，立即回信给仇鳌说：“共产党就是需要您老这样的诤友。”
第一次轰轰烈烈惩治腐败的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进行的“三反”、“五反”运动，是一场以反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贪污受贿现象为突破口，解决惩治奸商、消除官僚主义、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保证国家计划经济健康发展的持续时间较长的群众性反腐败运动。鉴于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大量贪污浪费现象，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把反贪污、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要求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检查贪污浪费现象。由此，“三反”运动便在全国展开。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展开。到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宣告结束。在“三反”运动中被判处有期徒刑的贪污犯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这场斗争惩处了大量贪污分子，纯洁了党和政府机关，奠定了20世纪50年代良好社会风气的基础。
第一个被处死刑的高级干部贪污犯
1951年11月下旬，中共河北省第三次代表会议揭露出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刘、张二人分别于1931年、1933年入党，是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考验，对革命事业做出过很大贡献的老干部。解放后，刘、张二人先后担任河北省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还兼专员)。但是他们在领导岗位上未能严于律己，未能继续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很快蜕化变质。据查，刘、张主要犯罪事实有：一是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建筑款，克扣地方粮、干部家属救济粮、民工供应粮等公款总计达171.6亿多元(旧币，1万元折合现行人民币值1元，以下同)，用于经营他们秘密掌握的所谓“机关生产”。二是勾结奸商，投机倒把，从事倒买倒卖的非法活动，勾结奸商以49亿元巨款倒卖钢材，使国家财产损失达21亿元;为从东北套购木材，他们不顾灾民疾苦，占用4亿元救灾款，还派人冒充军官倒买倒卖。三是刘、张二人生活腐化堕落，拒不悔改，他们从盗取的国家资财中贪污挥霍共达3.78亿多元。刘青山还吸毒成瘾;张子善为隐瞒罪证，一次销毁单据300余张。四是破坏国家政策。他们以高薪诱聘国营企业的31名工程技术人员，成立非法的“建筑公司”，从事投机活动。五是盘剥民工，将国家发给民工的好粮换成坏粮，抬高卖给民工的食品价格，从中渔利达22亿元。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在保定市举行了公审刘、张二犯的大会，依法判处刘青山、张子善死刑。对此，毛泽东指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