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名“宋岩”
天安门城楼接见后，名字给宋彬彬带来了很大的烦恼。“宋要武”她不想要，宋彬彬这个名字也不要了。小组的一个同学随手翻开字典，手指一个“岩”字，就“宋岩”吧。
此后，她一直用这个名字工作和生活。这个名字很少被人记起，而四十多年来，宋彬彬说，一直存在两个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
事实上，属于宋彬彬的“风光”，仅限于城楼上那一刻。“八一八接见”发生在保工作组派的苦闷思考之时，亦是北京红八月风暴前的一次彩排。宋彬彬参加了这次彩排，但随后登场却没有她。
正如一位评论员指出的，“她站在天安门城楼给伟大领袖戴上袖章之时，不是登场，而是谢幕。这一天之后，她所属的保守派红卫兵，已经被革命大潮甩在了身后，甚至成了‘革命’的对象。”
不久，邓小平被打倒，宋任穷被打为东北最大的“走资派”。作为东北一号“走资派”的女儿，又曾经是保工作组的宋彬彬，深陷困境。次年4月，她与母亲一起被押到沈阳，母亲被批斗，她则被软禁。
1969年初冬，宋彬彬偷跑到内蒙古牧区，投奔早先已经“上山下乡”的同学。她人未到，“宋要武”要杀人放火的谣言已经四起。没有户口、没有安置费、没有口粮的宋彬彬被一些北京知青收留。
三年后，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宋要武”这个名字带来的是阻力，一位金老师力保她进入长春地质学院，但又受到“四人帮”在东北的亲信施加的压力。
从此，宋彬彬一心只想平静生活，只和岩石、空气、数据打交道，“不经商不从政，不想出名不想升迁。”她曾经对刘进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刘进问她为什么，宋说，猪壮了就该被杀了。
1980年代，宋彬彬赴美读书，1989年成为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球和大气系第一位大陆女博士。随后，她在马塞诸塞州环保部门工作。
试图远离尘嚣，但城楼上那一刻带来的影响如影随形。“树欲静而风不止”，宋彬彬回忆说，2002年，因一篇论文将她和卞仲耘之死联系在一起时，她不能再沉默了。经过调解，该文章的负责人在美国一家学术刊物上公开向宋彬彬道歉。
道歉与反思
宋彬彬们对于“文革”和“八五事件”的道歉和反思，大约始于十年前。刘进和校友叶维丽从2002年开始，从不同切入口调查“八五事件”。宋彬彬在2003年回国定居，也一起参与了“文革”初及八五事件的调查。
到了2008年，调查进入系统取证和研究的过程，其中有120多人师生提供了当年的日记、笔记、证言和回忆。
这其间，发生了“荣誉校友”事件的一段波澜。宋彬彬所在的师大女附中（即实验中学）在2007年举办九十周年校庆并评选九十名荣誉校友。宋彬彬被同学推荐，盖因其学术上的贡献。宋彬彬第一反应是拒绝，不愿再抛头露面。在同学和朋友的劝说下，她认为这是为自己澄清的机会。此前，她一直被“八五事件”、“宋要武”等困扰着，而退出评选则更加令人相信这些传言。宋彬彬回忆说，她在“犹豫不决、进退维谷”中参加了这项评选。
但令她意外的是，伤疤再次被揭起。她在城楼上为毛泽东戴袖章的照片，不仅出现在母校的网站上，还出现在活动展板上。此事再度被解读，实验中学亦受指责。 宋彬彬认为，在卞仲耘遇难当日，她“阻止不力、反应迟缓”，迟迟不敢去看望卞校长家属，也“不想因为自己的敏感身份，给老人带去刺激和哀伤”。
去年下半年，陈小鲁为“文革”道歉，成为一个催化剂。刘进、宋彬彬等人也认为，希望让更多人知道真相。在他们参与的“五人谈话会”中，叶维丽认为，在卞案中，“我们面临的问题，远比揪出几个‘凶手’更为复杂。”
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宋彬彬说：“我们需要做的是对整个 ‘文革’的思维和基因进行认识。”
参考资料：《对八五事件的记忆与反思》、《毛泽东年谱（1949-1976）》（卷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