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楼上
8月18日凌晨三点多，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在领队刘进的带领下前往天安门。那一天，毛泽东凌晨5点就上了天安门城楼。
参加过当日接见红卫兵的指挥所参谋张辉灿曾撰文回忆说，当日登上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领导人，是按照六天前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11名常委的名单次序列位的，其中林彪列位第二、刘少奇降为第八。刘远远地站在毛的东边，不言不语。与台下欢迎鼓舞的热烈场面相比，城楼上的国家领导人看起来有些冷清。为打破这种气氛的冷清，周恩来提议组织1500名红卫兵代表上城楼，各校分配名额。
师大女附中分到40个名额。宋彬彬挑选了40个学生，出发点名时，因多出一个，第41个学生没有上去，当场就哭了。
据张辉灿回忆，周恩来将红卫兵分成两个方队，并轮流指挥她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等歌曲。随后，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接见了这1500名红卫兵代表。楼上的红卫兵代表和楼下的红卫兵一起欢腾，“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
红卫兵代表们纷纷拥向前，要求领袖签名，有些代表开始给领导人戴袖章。宋彬彬身后的一个男生推了她一下：“你这袖章挺好的，为什么不去给毛主席献呢？”
宋问了站在她身边的公安部长谢富治，能不能给毛主席献袖章，另一位女同学说她也要去献红领巾。谢曾和宋任穷一起工作过，得知眼前的这个女孩是宋任穷的女儿时，便让她们过去了。
于是，历史在那一刻定格：宋彬彬为毛戴上了那个毛边红条、印着黑色的“红卫兵”字样的袖章。毛那天穿了新的军装，由于天热，宋还担心袖章的别针会不会扎到领袖。
这张照片后来被修饰了多次，大部分的彩色照片“证明”了那个鲜艳的红底黄字的“红卫兵”袖章，但显然，那个时候宋彬彬还没能做出那样精致的袖章。
毛泽东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啊？”她说叫宋彬彬。毛泽东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宋说是。毛又说：“要武嘛。”
毛泽东爱开玩笑，宋彬彬以为这是一句玩笑话，没觉得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宋要武”
登上城楼，为领袖亲手戴上红袖章，宋彬彬被很多人羡慕。回到学校后，很多人和她握手，还有人开玩笑：“彬彬，你以后就改名叫要武吧！”宋彬彬说，那是毛主席说的，她不配。
《光明日报》的一位男记者前来采访宋彬彬。宋彬彬回忆说，当她把主席说的那两句话告诉记者后，记者让她写下来，她觉得没啥可写的，就不写。
也有人表示反对。刘进回忆说，当天下午回去后，有一位反工作组的同学梁某找到她们说，你们保工作组，是犯了错误的人，怎么能给主席戴袖章呢？刘进、宋彬彬觉得很惭愧，于是将反工作组的袖章拿去给王任重（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希望他转交给毛主席。
受到反工作组的学生抨击后，刘进、宋彬彬检讨一番，于8月19日写下一张大字报，宣布退出“筹委会”。
出乎宋彬彬意料的是，《光明日报》在8月20日刊发了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我为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文中对“要武嘛”三个字大加阐述。“这哪是我能写出来的？”40多年后，宋彬彬撰文回忆说。她说曾经试图找过那个记者，但一直没有结果。
《人民日报》在8月21日转载了该文。从此，“宋要武”在全国传开，“我是百口莫辩，再说什么都没人信了”。 宋彬彬说。
寄给师大女附中“宋要武”的信件雪片般飞来，宋彬彬认为那不是寄给自己的，“很多很多信，从来没有拆过”。也有一些人慕名找到“宋要武”，失望地说：“你怎么是这样啊？一点儿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
退出“筹委会”后，宋彬彬成了逍遥派。她和保工作组的同学组成了一个小组“中流击水”，取自主席的诗词。她们每天中午去八一湖游泳，有人说她们是“中午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