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人：对日本的历史情况如何，是不是也很熟悉？
林克：他对日本相当熟悉，因为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文化上也是相通的。有次他和我说到鉴真6次东渡扶桑，传播佛教。并赞扬鉴真的不屈不挠精神，说他前5次都失败了，最后第6次到了日本，眼睛也瞎了，认为鉴真对传播佛教以及中日文化和技术起了很大作用。最近我去日本，到奈良参观了唐招提寺，里面珍藏着鉴真大师像，见了那里的92岁高龄的森本孝顺长老，和他说起毛泽东上面的话，这位长老很感兴趣。
在读历史方面，毛泽东还喜欢读外国人的传记，读得相当多而且熟悉，早年读了，晚年也还读。还经常谈论起《戴高乐回忆录》、《艾登回忆录》、《阿登纳回忆录》等。他对戴高乐的看法和别人不一样，认为戴高乐有民族精神。所以他对外国历史相当熟悉，各国的历史知识非常丰富。
访问人：对外国的专门历史著作也读过吗？
林克：他的书房里就有英国著名作家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原来放在他的床上，是经常翻的。他读历史，即读通史，如世界通史、西洋史、欧洲史，也读个别的国史，如上面说到的美国史、法国史、英国史等。
访问人：1950年新区土改时，毛泽东给刘少奇有封信，其中就谈到中国的土地改革和法国、日本的情况不同，可见他对这些国家的历史很清楚。在其他方面是什么情况？
林克：再就是逻辑学，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毛泽东读逻辑比较集中的时期，因为1958年发生了一场关于逻辑学的论战，主要是在周谷城和马特之间进行的，他们的文章刊登在《人民日报》和《哲学研究》等报刊上。以这个问题为契机，他让我找来几本逻辑书阅读，我记得找过三、四本，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我还记得人民大学的王方名在《教学研究》上发表关于逻辑学的文章后，他特别感兴趣。
宗教的书也读过，他和我说起他读过《圣经》，还说，《圣经》不仅是基督教经典，文字也很优美，是著名的文学名著。我说我也喜欢，在大学时我就当作文学著作读过，但关于《圣经》的内容和评价没有细说。
访问人：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佛教的《金刚经》等，他也读过吗？
林克：《古兰经》不记得他说起，但现在一般的说法他读过。佛教的《大藏经》、《金刚经》他读过，关于六祖禅宗的故事，他和我说过多次，对慧能评价很高，特别赞赏他的革新精神，说他不要教条、不要清规戒律，还背出慧能的那首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精神是和他的性格相通的。他还给我专门解释了这首偈的背景，说慧能本来是做下等粗活的，文化不高，几乎不识字，但他的悟性好，在听人诵《金刚般若经》后，才发心学佛，投禅宗第五世祖弘忍门下，弘忍便将禅法秘诀授于他，并付法衣，这也就是，“继承衣钵”的出典。这个故事，毛泽东多次提到。
访问人：关于外国文学方面的书，他读过哪些？
林克：相对讲，毛泽东对外国文学读得较少，但也读过一些，我就听他讲到他早年读过希腊罗马时代的小说，还有《茶花女》、《简·爱》、《红与黑》都读过。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对我谈起苏联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那是在1958年大跃进出了问题后，有一次和我谈起这篇小说，他说：别人的经验还不能变成自己的经验，自己没有实践经验还不能得到教训。像苏联《被开垦的处女地》里描写的，地主富农都被扫地出门，造成了社会紧张和生产力的破坏。类似现象我们也发生过，如中央苏区时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都造成了失误。现在有人又对农民搞剥夺，刮“共产风”，瞎指挥。这些在《处女地》里都写了，不少人也看过，但就是不能吸取教训，看来没有自己的经验有时还是不能取得教训。
比较起来，毛泽东对外国文学方面的书读得少一些。我个人很爱读小说，从中学到大学，不论中国小说，还是西方的小说都读了很多，他要和我谈起来，话题是很多的。他和我谈论过《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西厢记》、《牡丹亭》等等中国文学作品。但他就是很少和我谈西方文学作品，不知为什么。对外国的诗歌也是这样，我不记得他谈过雪莱、拜伦、歌德、席勒的诗歌。对诗，他有个特点，喜欢古诗不爱看白话诗，臧克家讲过这个问题，说他虽然不愿看白话诗，但提倡写白话诗。毛泽东和我说起时，就更坦率了，大概也没有什么忌讳，他说，让我看白后诗，给我一百块大洋我也不看。
访问人：可能嫌没味。
林克：意思是那东西不叫诗，诗读起来应该朗朗上口。
毛泽东读书的特点
访问人：从毛泽东本身看，他是矛盾的结合体。
林克：我认为他是很矛盾的，所以不能说他很传统很封闭，无论从文化的角度，外交的角度，还是从思想。从经济的角度，他都不是封闭的。这和他的文化背景有关。如外交上，在延安时期就对美国做工作，还提出要到美国访问，他的思想一直比较开放。对苏联的经验，既有接受的东西，也有反对的东西。我对他总的印象是，各种学说、各种思想，都广收博览、取其精华、独立思考、为我所用。
访问人：在读书上，他是不是一个时期有所侧重？
林克：这是他读书的一个特点。如在写《实践论》《矛盾论》时，他就读了大量苏联的和中国的哲学著作。1954年搞宪法时，他就让田家英、大逄（指逄先知）和我找过各种西方的宪法书籍，有英、法、美、日及苏联的宪法，这些书找来后他都看了，在上面作了圈点。再如1957年4月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稿，他就集中思考这个问题，晚上睡不着觉，把我找来，说要给各省市党委发个电报，内容我都记下来了，很详细，其中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15天内用电报发来。”想得非常细，毛泽东就是这个特点，一个阶段抓住一个问题，有一个侧重点，就集中思考，集中看相关的书籍材料，这两个方面是并行不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