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个人记忆的可靠性
个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我在不断自我否定中确认了这一点。重要的是一经发现，就要及时纠正。
感谢刘双先生的批评。我在五人访谈中提到，大批军训的学生回校前，我在校园里看到宿舍楼前贴了一长溜儿谭力夫的讲话，以为对联是他的发明。查阅了北大学者印红标著《失踪者的足迹》一书，证明刘双的记忆比我准确。同时我要感谢王容芬女士，她在新作《迫害何时到头》一文中，指出我在“访谈”里对林莽先生发难，把林先生讲的两次提审说成了一件事，把林先生记忆的深色裙子说成了花裙子。王容芬女士是我敬仰的思想先驱和无畏勇士，她的故事我只听过一遍就永生难忘，因此我理解她在新作中的愤怒。其实，我在《记忆的疮疤》中，已知的时间和人物的记忆错误也有三处。
个人记忆与事实真相不能等同。不说久远的过去，就是发生在眼前的事，不同境遇不同心情的人，记忆也会千差万别。作为女附中1966年在校生，我也有自己的伤痛和记忆。但是，伤痛是伤痛，记忆是记忆，伤痛不能保证记忆的完整和可靠。
近年就“八五事件”我曾接受过三次采访，都被问到“林莽从图书室窗口看到的红卫兵们，一律穿草绿军装，戴红底黄字红卫兵袖箍，腰扎钉头皮带，脚上是翻毛牛皮军靴”，我是否也见过？刘婷婷是否用穿翻毛牛皮军靴的脚踩了卞校长的头？我的回答是一致的：我不在现场，不知道刘婷婷做过什么。但是，当时正值伏天，是北京最热的时候，我校激进的学生都是女赤卫队员的打扮——把裤腿挽到了膝盖，连鞋都不穿。至于红底黄字的红卫兵袖箍更没看见，宋彬彬8·18给毛泽东戴的尚且是从红色横幅撕下的布条连夜赶制出的粗糙毛边黑字袖章，8·5当天怎会有特殊工艺制作的红底黄字红卫兵袖箍呢？
我在五人访谈中限于篇幅，没有引用王容芬女士的原文（为历史作证 ——评胡杰获奖纪录片《我虽死去》），本文为再次表达我对林莽证言的质疑，先引用王文如下：
近日获悉，林先生是在宋彬彬两次提审他之后做出自杀决定的。第一次提审，宋让他交代少年空军学校的事，旁边站着一个1米8多的粗壮男生，当胸重重给了他一拳。林先生被打倒在地，躺了半天起不来。第二次是深夜，林先生与历史老师朱学希（应为朱学西——编者）一起被宋彬彬提审，宋彬彬坐着，让他们跪着，旁边站着几个女红卫兵。红卫兵们用皮带抽他们，林先生挨了打，朱老师被抽得更厉害。那天夜里林莽决定与母亲一起触电自杀。他至今清楚记得，宋彬彬与众不同，两次都没穿红卫兵军服，而是绸衬衫和裙子，弱女子的身材。林莽先生92岁了，对生命中最残酷的一幕记忆犹新，同时被殴打的朱学希（应为朱学西——编者）老师也还在世。”
由于我在“访谈”中表示了对林莽的质疑，王容芬女士为此向2006年采访林先生的友人求证。她说：
林先生2008年又给王友琴女士讲了一遍，与2006年的讲述完全一致。这个证言两年前经我传出后，林先生受到许多恶言恶语，包括网上围攻。”王容芬女士的友人很悲愤，认为“历史的叙述变形了。大家可以说这段的真实细节，但不是这样的说法，这简直是不顾受难者的伤痛……他不计较卞当政的时候给自己划了极右，一家遭遇了人间惨剧，他仍然做电影里红卫兵暴行的证人，担当的已经够了……现在才跳出来写作的这一群，他们为的是与道义毫无关系的目的，我为她们羞耻。她们绕过了最要紧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泪。
王容芬女士身居国外，亲自访问林莽不容易，无人会苛求。我倒要问问“友人”求真的精神在哪里？既然当事人是两位（林、朱），“同时被殴打的朱学希老师也还在世”，去拜访过后者吗？搞清宋彬彬在哪年哪月哪一天的“深夜”，在什么地方、以什么身份提审老师，难道就无所谓吗？“她们绕过了最要紧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泪。”——至于这种视自己为道德化身的文学语言，除了矫情又有何用？
宋彬彬“提审”林、朱二位老师，应该不是心血来潮的孤立行动。我在《访谈》中披露了历史教员朱学西老师与林莽老师不同的记忆。林莽先生指认宋彬彬的证言，是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最为具体的文字，有细节、有过程、有后果，可以说是栩栩如生。唯一的遗憾是缺少时间和地点两个元素。近几天我仔细读了本人1967—1968年的日记（1966年日记缺失，但是也可以理出头绪），试图找到林老师被提审的那个“深夜”。
1966年6—8月的事在五人访谈中已有详细叙述，同年9月开始大串联，起初是有资格的极少数“红五类”，国庆节后很快就失控。女附中变成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附中”，校园里到处是穿着军装的青年男女，哈军工把我校作为“联络站”持续了几个月，而本校学生多去外地串联或呆在家里。1966年冬天，被“血统论”压制的学生强烈反弹，纷纷成立各种组织，声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像8月中下旬突然出现一样，“老红卫兵”又突然消散了，其中的强硬分子组成“联动”，炮口直对中央文革小组。学校仍处无政府状态，但大食堂照样开伙，接待外地串联学生，负责后勤工作的是解放区来的副校长李天义，因是工农干部没有受到大冲击。
1967年初开始军训，南口驻军装甲兵4636部队进驻学校，学生分裂成四三派（红色造反团1967年2月22日成立）、四四派（东方红公社，具体成立时间不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作为第三方依然存在。年初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后就是派性斗争、大联合、年末学校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局势稳定后，解放军撤离（1968年元旦过后，该部奉命开赴越南战场），但高团长等领导还在（是否“三结合”进了革命委员会？日记没有记载）。我在1967年11月25日（星期天）写到：“解放军撤走了，指导员在汽车上挥舞帽子与我们告别的情景至今还浮现在我的眼前，不少同学都哭了。”1967年秋冬，已有少数同学提前报名下乡， 11月16日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为去内蒙插队的同学送行，12月9日去北京站为赴北大荒的同学送行。12月15日学校公布了首批毕业生分配方案，有19个同学将走上工作岗位。需要说明的是，四三派保校长胡志涛，四四派批校长胡志涛。整年没有针对校领导和老师的集中斗争。
1968年从1月4日开始写日记，几乎全是到西单食品商场、西城肉联厂、21路公共汽车等处劳动。1月14日记：“今天新生开家长会，我校招新生25班1000多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新生何时入校我没有记忆。因为女校对男生缺少管理经验，抽调在校66届学生做新生辅导员，近日我班一同学告诉我，她也当过辅导员。1968年整个春天都在整治学生，一是反对中央文革的“联动分子”，二是反对血统论同时也无视新政权的四三派头头和骨干。与此同时，少量表现好、出身好的学生陆续去工厂报到，接着就是六六届学生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我是1968年6月13日离校去北大荒的，同行的是119名初三/高三同学。
刘进、宋彬彬1966年8月19日宣布退出学校“筹委会”后，据我和一些同学回忆，她们再没有担任过任何组织的头头而抛头露面，后来成立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也没有她们的事。那么，宋彬彬以什么身份提审老师？又在哪年的某个深夜提审了老师？据朱学西老师回忆，他被提审并屡遭男生暴打，是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我认为这更合情理。我们到北大荒的头半年，陆续得知学校改名“150中学”，进来了工宣队，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几位老师先后自杀。宋彬彬比我们离校更早，由她提审老师，既没有机会，也没有资格。
最后，我还要说到“绸衬衫”和不管什么颜色的裙子。自从1966年八、九月恐怖的“破四旧”运动以后到1968年6月我下乡北大荒，记忆里没有看见过哪个同学穿裙子，倘若有，一定会被讥笑为“小资产阶级”，那人肯定不会是“革命后代、共产党员”宋彬彬。70年代初期江青接见外宾，穿了一件仿唐装的连衣裙，我们看见报载后惊呼：哇！以后可以穿裙子啦！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提到以上细节，只是为了说明：个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不可靠的记忆重复100次，仍旧不可靠。林莽老师勇敢地站出来作证，我对他表示敬佩，但是，我仍坚持对他某些说法的质疑，这不是人格否定，更不是继续迫害。质疑是对另一种可能的发现和探寻。在同一事件100个不同的记忆样本中，必定会找到相同性或相似性，那也许就离真相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