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0年第10期，作者王炼利
2005年，我就读过的中学首次举行校庆活动。我向37年未见面的班长建议，去看看班主任，他80多岁了，已瘫痪在床。班长未置可否。
过些日子，我又向班长建议，班长悄悄对我说；“我不敢去。”
“为什么?”
虽然班主任被当成“特务”批斗有我们班学生的一份“功劳”——他带我们春游时在吴淞口军事要塞附近给手表上弦了，他以前是从不带表的。“文革”一开始，同学们觉悟了：教物理课的班主任就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安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就把他给“揭”了出来。不过，对班主任大打出手的不是我们，我们也是“文革”受害者，老师会原谅我们。我这样想。
“你不知道，那天他被人一脚从楼梯上踢下来，倒在楼梯转角平台处，我正好从楼下上来，他跪在我面前，叩着头对我说‘我求求你，你让他们不要再打我了，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却没有理他。想到这些，我不敢去见他。”内疚写满班长的脸。
“但是，这事摊在任何一个同学面前，都没有人会去救他。整个‘文革’期间，我们都做过内疚的事情，谁也跑不了。”我对班长说，也像对我自己说，
当年，凡“牛鬼蛇神”都是有标记的。奥斯维辛的犹太人胸前挂有耻辱的黄标记，“牛鬼蛇神”挂的是耻辱的黑标记。一天中午，我看到一个没教过我们课的“牛鬼蛇神”老师正要出校门，出校门前悄悄把挂在领襟下的黑标记朝衣服里面折进去，我发现了，马上命令让他把黑标记亮出来!对，就是“命令”，我当时是“红卫兵小将”，当然有资格命令“牛鬼蛇神”!我觉得自己做得很正义，“牛鬼蛇神”就该接受大家的监督。
有个女教师被她班上的学生剃了光头，从此她就带上了一顶天蓝色的女工帽，那种效果有点像尼姑。有一天，一群学生把她的帽子给掀了，帽子扔到了我肩上，顺着我的肩又滑落到我手上，我感觉到帽子带着体温。顿时我像被火焰灼着了手，一下把帽子扔到地上，马上又有人把帽子拾起来，抛着、扔着……在带体温的帽子碰到我手时，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肯定被触动了，因为我的心那么明显、那么有记忆地猛颤了一下!可我怕这样的“颤动”，这证明我还是爱憎不够分明，证明我还残存着“小资产阶级的温情”，所以，我赶快把帽子扔掉了。
那一天，一群老师在我们的脚下爬着，看到老师们尊严扫地，学生们享受着_陕感。那个死不肯认罪的女教师终于也跪下了，在她双膝着地的瞬间，她“呜”地哭出了声，学生们为之欢呼起来!在爬行队伍中还有一个满头白发高高胖胖的男教师，他成为“牛鬼蛇神”的过程是极富时代特色的——学校中的“革命老将”还只是凭感觉认为他“应该是”牛鬼蛇神，就和“小将”一起设计个“阳谋”：召开个吓唬吓唬他的会议，看能吓出点什么来。会上，小将老将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你的问题全部被我们掌握了，现在给你五分钟时间，你不坦白，我们帮你坦白。你是想从宽处理还是从严处理，自己选择吧。”接着便进入了倒计时，一个男声很有威慑力地拖长着声调：
“还有——四分钟……还有——三分钟……还有……”
“不不不，我坦白，我坦白!”只见黄豆大的汗珠从白发苍苍老教师的额头上滚落下来，他等不到引爆就崩溃了，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把什么都抖落出来了!这当然是“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我们的伟大胜利：只不过吓唬吓唬，就吓唬出一个货真价实的“历史反革命”来了(他后来也平反了)!他抖落些什么，我唯一记得起的是当过“三青团员”，其他全部都忘了。我不会忘记的是，我当时是众多喊着口号逼他交代问题中的一个，也是参与这“阳谋”、自认为的胜利者中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