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已吞占东北三省，进逼华北、内蒙，严重危及苏联的边界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基于对新疆重要战略地位的清醒认识，苏联迫切需要在新疆扶植一个盟友政权，以排挤日、英在新疆的势力，保障其边防安宁，并打通与川陕苏区中国共产党联络的路径。此时，在1933年 “四一二”政变中上台的新疆军阀盛世才，军事和经济力量还很薄弱，外受南京国民党政府挤兑、控制，内受张培元、马仲英等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围攻，向苏联求援成为他唯一的出路。于是，盛世才做出亲苏姿态，并依靠苏联军队消灭、击溃了张培元部、马仲英部等。尝到甜头后，他做出更加亲苏的表现，在新疆实行了具有进步倾向的“六大政策”(反帝、和平、建设、民平、亲苏、清廉)，因而在人财物力等方面得到了苏联更多的援助。他利用苏援的一些军用飞机，从苏方聘请了数名军事顾问和教官，办起一个专为新疆本地培养航空人员的基地，即新疆航空队。
1937年10月以后，随着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进入全面合作时期。而怎样利用新疆航空队为我党培训航空人才，成为当时我党与盛世才合作中最为重要的一件大事。
陈云筹划培训我党第一批航空技术员
为了迎接全民抗日高潮的到来，根据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于1936年11月10日决定，由红四方面军已渡过黄河受到国民党重兵拦阻的那部分河西部队计2万多人组成西路军，在新成立的以陈昌浩为政委、以徐向前为总指挥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执行西进甘肃、打通新疆，以便于接受联共物资援助的计划。在进军途中，由于遭到西北军阀马家军的围追堵截，西路军在歼灭大量敌人的同时，自身也损失惨重，全部人数“不足三团”。为此，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1937年3月14日晚召开的石窝会议上决定，陈昌浩和徐向前离部潜回陕北，成立以李卓然、李先念等为核心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率余部3000人，分编为3个支队进入祁连山一带打游击。西路军往东走的右支队和第三支队因受到敌人的重创而七零八落，往西走的左支队却始终在冰天雪地中顽强地团结奋战。4月下旬，在李先念、李卓然的带领下，左支队走出祁连山，行进至甘肃、新疆交界处的星星峡。
此时，陈云、滕代远等奉命从苏联进入新疆，与盛世才谈妥后，带着数十辆大卡车前往星星峡迎接西路军左支队官兵。5月6日晚，400多名左支队官兵，坐着卡车来到位于迪化(今乌鲁木齐)西河坝处的一个尚未开工生产的纺织厂院内驻扎。有一天，陈云将团以上干部召集起来，郑重其事地对他们说：“盛世才虽然对我党友好，对南京政府采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态度，但他是新疆的边防督办，也不公然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翻脸。因此，他同意将红军接进迪化安置，但不愿意让红军在新疆公开身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便佩戴红色的帽徽领章出现在迪化，需要换穿盛世才部队的藏青色军衣，戴青天白日帽徽来掩护身份，适应这种特定的政治环境。”
对于陈云的指示，西路军左支队的绝大多数官兵一开始在感情上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他们把送来的盛世才部队的服装堆在一旁，拒不换穿。得悉此情后，陈云便亲自来到官兵们中间，反复耐心地开导大家：“同志们，我是完全理解的。但军队的本质不在于穿什么服装，而在于人员的信仰和听谁的指挥。我们穿的服装虽然变了，但我们的信仰没有变，仍然是一切听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指挥的红军嘛！我们换装就是为了更好地保存和发展我们的红军……”
如此一来，大家的思想才逐渐转过弯来。他们将脱下的旧红军服以及红领章、红帽徽洗得干干净净珍藏起来，尔后穿上盛世才军队的服装。
到迪化后，400多名红军指战员被整编为西路军总支队，按照盛世才的要求，为了适应迪化的政治环境，这支部队对外一律称“新兵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