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年轻学者做间谍，受到克格勃总部表彰
在日本期间，康斯坦丁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常到东京一些大学采访，努力想结识来自中国的实习生。在日本的中国实习生一般在40岁左右，有些已经是成熟的学者了，自然比一般的大学生更有“价值”。1983年，康斯坦丁结识了正在东京科技研究所实习的一位中国学者。
这位学者是光化学方面的专家，他的专业与制造武器相关。这令康斯坦丁如获至宝，他决心将这名学者发展成自己的下线。
康斯坦丁不仅用金钱向学者行贿，还投其所好帮他完成英语作业。这位中国学者虽然日语很好，但英语却很差。康斯坦丁自己忙着招募间谍，无暇做功课，于是把学者的作业转给了克格勃翻译局的同事，每件翻译支付100美元。
经过两年的“培养”，康斯坦丁终于说服这位学者充当克格勃的间谍，还要求他递交了一份合作协议书。康斯坦丁把协议书翻译成俄文，通过秘密外交信函交回莫斯科。克格勃总部欣喜若狂，时任克格勃一总局局长的克留奇科夫亲自发函表彰了他。
间谍身份败露，狼狈逃回莫斯科
好景不长，这位学者在向克格勃出卖中国情报的同时，也捎带着向苏联提供一些日本方面的相关情报。这引起了日本反谍报机关部门的注意。当时，这位中国学者声称得到了一份“足以给中国带来道德上的打击”的情报。这可把克格勃乐坏了。克留奇科夫亲自拍板，决定把他培养成“超级间谍”，并引见给时任克格勃主席的切布里科夫。
克格勃要求康斯坦丁教那位学者学习无线电密码知识，以便他能直接将秘密数据发到莫斯科。康斯坦丁买了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改装成收发报机。把中国学者带到公园里训练，因为“在公园里我们很不起眼”。
然而这项任务却彻底暴露了康斯坦丁的间谍身份。1985年7月的一天，莫斯科克格勃总部开始向日本东京发送无线电，目的是考核中国学者使用无线电密码的能力。无线电的内容没有实际意义，一个中年男性用俄语很慢地念出一长串数字：7、5、11……中国学者需要捕捉并记下这些数字。之后按计划，康斯坦丁会将他的笔记发回给莫斯科，以判别正误。
计划没能实现。日本无线电反间谍部门截获了这些电波，并当场抓住了他们。
康斯坦丁在两个小时后被释放。日本警方要求康斯坦丁第二天到东京的中央警察局。但克格勃的上级不许他去，他被强行送回了莫斯科。中国学者后来也被立即遣送回了中国。
负责中日、朝鲜半岛地区，对华情报工作屡屡受挫
康斯坦丁离开克格勃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克格勃科学技术情报部门当顾问，主要负责分析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方面的情报。
康斯坦丁透露，前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曾下令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开展对华情报工作。这样做是因为中国有极强的反间谍能力。克格勃的对华情报工作不仅在中国国内屡屡受挫，即便是在国外也常常是铩羽而归。上述那位学者只是一个个例。
一次，一名苏联情报人员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街上接近一名中国留学生，并用汉语跟他搭讪，中国学生很警觉，扭头就走。有时候，克格勃在参加国际会议的名单中发现曾接触过的中国学者。但“中国学者对克格勃‘老朋友’非常冷漠和谨慎，他们甚至索要克格勃官员的电话号码，这让克格勃官员因害怕泄露身份而逃之夭夭”。
康斯坦丁说，克格勃对华工作是最为困难的行动之一。这不仅因为让中国公民充当间谍基本无望，更因为中国人了解克格勃的思维习惯。
